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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西欧中世纪复兴的社会因素（第9页）

2.行会的形成与社会阶层的分化

如果说城市自治运动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属于宏观层面的话，那么随行会出现所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则可看成是微观层面上的一种分化。

行会的起源和城市起源一样错综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早期中世纪世界，下层社会到处觉得有组成某种集团的必要性”

。

对此，根特曾做出如下审慎的论断：“在早期，我们祖先中间，盛行着一种较为持久的、实际的而又合理的目的所表现的自由结社与组织的精神，关于这一点是无须寻求更远的根源的。

它无须乎外地的榜样，但只要当他们的一般文明状态允许并需要它的时候，它就兴起了，并按照情况与目的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来自周围乡村的移民居住着的。

他们由于变更了他们的住处，离开了他们的亲属，因而离开了那些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人们。

行会在某种程度上所提供的，正是他们亲属的作用。”

[27]这种借助于共同利益纽带的集团实际上成了中世纪城市居民获得独立身份的一种手段。

对此道森认为：“中世纪的行会生活，是公社生活的一个缩影，它的高度稳定性，使得其成员身份在个人的生活中比城市公民身份本身更为重要，因为主要是通过行会，普通人才能行使和实现他的公民权。”

[28]由此可见行会在中世纪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纵观中世纪的行会发展，其种类繁多，大体可以分为手工业者行会和商人行会两大类。

手工业行会是手工业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由不同手工业作坊主联合起来反对外来竞争和压迫的一种组织。

这种组织一般由同业的作坊主聚合而成，这些作坊主称为行东。

整个行会由会员选举行头（行会主席）或监管来负责行会的日常事务，如产品的规格、质量和数量，学徒的年限及劳动日长短等。

这些决定具有对内的一致性和强制性。

行会实际上是一个由行头、行东和会员组成的严密的集团，这样有利于增强竞争力；同时在每个作坊内部也有严格的分层，包括作坊主、帮工或学徒三个层次。

一般学徒学习年限为2—7年，由作坊主视其表现决定是否升为帮工，在学徒期间没有工资，只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帮工则可领到少量的工资，在为作坊主工作几年后，依据相应标准被确定是否有资格独立开设作坊，成为匠师。

这些标准大都由行会统一制定，只有审查通过之后方可被行会认可。

实质上，作坊主与帮工、学徒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宗法性师徒关系，帮工和学徒处于行会的最底层，与作坊主之间具有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

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商人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特别是外来商人之间的竞争。

为了保证对市场的独占地位和对商业的垄断，商人之间也组成联盟，从而形成了商人行会。

一般每个城市拥有一个独立的商人联合体，也有按经营范围结成的商人行会，这时期还出现了跨城市、跨地区的商人联合公会。

商人公会中有相应的领袖，他们决定商人行会的所有事务，而加入行会的商人成为会员，拥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一定的义务。

这些商人公会的领袖与高利贷主、城内的大房地产主共同构成了城市贵族。

他们控制了城市议会，把持了城市的对外贸易等发展大权，成为城市的上流阶层，商人行会会员则构成了城市的市民阶层。

城市的社会阶层在手工业行会和商人行会的共同作用下，基本上分成了城市贵族阶层、市民阶层和雇工阶层三类。

城市贵族阶层以后出现分化，大部分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另有一部分则成为封建主贵族而被淘汰；城市市民阶层由行会的行东及会员、商人行会的会长共同构成，他们由于具有独立的经济发展权，最终大部分也上升为资产阶级；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则是雇工阶层，他们是最初的无产阶级，与市民阶层与贵族阶层都有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正是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构成了以后新型生产关系向旧有制度斗争的主力军。

他们由于具有对自由的深切热望，所以形成了西方典型的市民精神。

对此，法国布道家扎克·得·维特里约在1200年时大力称道这种精神，他说道：“市民能深思熟虑，对公共事务勤劳而又热心，他们拒绝屈从别人，并防止任何人侵犯他们的自由。”

[29]由此，西方社会逐步步入了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