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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西欧中世纪复兴的思想文化因素（第1页）

第二节西欧中世纪复兴的思想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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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承加洛林“文化复兴”

和9—10世纪的宗教复兴运动的基础上，西欧在11世纪迎来了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

这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复兴既有制度的创新也有纯思想的提升，主要集中在宗教修道制度及其带来的文化影响、教育领域新型机构——大学的兴起，以及思想领域内理性与信仰二者激烈的交锋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文化兴起的基础。

一、教团组织的出现与教士学术活动的发展

教团组织（orders，即修会组织）是修道院制度的产物。

西欧中世纪复兴期所涌现的教团组织起源于10世纪的新兴宗教运动。

由本尼狄克修会到克吕尼教派的改革，进而发展到息斯妥西安[30]等新型修会组织的出现，呈现出不断更替的过程。

可以说，这一时期西欧各种修会组织不断涌现，其中也包括一些反教会的异端组织如阿尔比派等。

之所以出现修会组织不断更迭的现象，是与教会本身发展所造成的弊端迫使创立新修会，以及教会为适应外部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相应调整相关的。

从教会内部来看，日益滋生的腐败现象和自满情绪成为各种新型修会组织得以建立的指向性对象。

这种腐败来自修会组织对财富的迷恋与贪婪，这与各种修会所提倡的贫穷、苦行和劳动的理想、信仰相悖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修会组织作为宗教组织的性质，使其更多地呈现出世俗特性。

“整个中世纪都有贪污腐化的教士，某些史学家乐于编写有偷窃行为的主教、贪吃的牧师及**的修女等事例。”

[31]尽管这些只是个别情况，但也足以反映出当时教会内部活力的缺乏。

这就迫使教会不得不建立新的修会组织以增强活力，对此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指出：“修道院制度的历史，是一个腐败和改革的长期纪录……那用以纠正寺院腐败的方法，一向是增多僧侣——建立一个新寺院团来纠正旧寺院团的弊病，来重整这种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新教团组织的诞生都是改革和复兴的结果。

但这些新教团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又会产生出新的弊端从而激起新的变革，从而就形成了新旧教团组织之间的不断更迭现象。

如果说腐败从机理上加速了对教团、修会组织的侵蚀的话，那么自满则使教团组织从根基上丧失了存在的可能。

霍莱斯特曾把自满看成是中世纪教会的最大缺点，他认为：“中世纪盛期教会最大的缺点还不是大量贪污，而是日益增长的骄傲自满情绪，这种情绪有时会导致迷恋教产，对基督徒的宗教生活，持冷漠而勉强的态度。”

[32]这种对宗教的冷漠导致大多数教士完全丧失了对于宗教的虔诚，使教会与宗教徒赖以联系的精神纽带出现断裂。

修会组织也逐步趋于封闭和世俗化，这极大地削弱了修会组织的影响，迫使教团组织做出新的调整和改革。

可以说，自满倾向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基督教修道生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为了抵制这种日益增大的侵蚀，防止修会组织的世俗化，各修会纷纷借助改革以缓解矛盾，这就导致了改革的周而复始，形成修会组织之间的不断更替和兴衰。

从修会组织外部来看，与经济因素关系的协调与否也成为新型组织取代旧有团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修会团体大多具有极强的封闭性，所以对社会经济的敏锐性往往较差。

特别是西欧复兴期各种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过渡时期的较为复杂的经济关系，这为修会组织的适应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例如，在息斯妥西安派取代本尼狄克派和克吕尼派上，这种因素体现得尤为明显。

息斯妥西安寺院团在方法上能够适应12世纪改变了的经济条件，使它财富迅速增加，规模迅速扩大，成为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新型教团。

这时本尼狄克派和克吕尼派则仍停留在一种简单的农业经济上，从而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而导致这两种教派组织逐渐丧失主导地位。

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同样是修会组织之间产生更替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修会组织之间的不断更替成为复兴时期的一大象征。

这种更替导致许多新型的、富有深远影响的修会组织出现。

到了13世纪，随着息斯妥西安派势力的式微，出现了两个在思想文化领域和宗教修道理想上都有着深远影响的新型修会组织：法兰西斯派（Frans）和多米尼克派（Dominis）。

（一）法兰西斯派与多米尼克派的产生及发展

1.法兰西斯派与多米尼克派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