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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西欧中世纪复兴的思想文化因素（第2页）

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由于在传道方式上都以乞讨为主，都强调修会的绝对贫困以改革息斯妥西安教派的腐败，因而这两个新型修会也被称为托钵僧派。

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在传道理想、目的和对待贫困的态度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由于同处13世纪，所以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特别是在文化教育领域表现更为明显，它们共同促进了这时期文化的复兴，对后来经院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以及新型思想文化因素的兴起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兰西斯派也被称为圣方济各会或小兄弟会，得名于其创始人——意大利中部城市阿西西的法兰西斯（FrancisofAssisi）。

他是一位绒布商的儿子，早年曾随父亲游历过许多地方。

法兰西斯于1182年生于阿西西，关于其早年生活，美国学者霍莱斯特在《欧洲中世纪简史》一书中指出：“方济各（指法兰西斯）青年时代慷慨大方，精力充沛，交游甚广，很快就成为一个喧闹而无害于社会的少年团伙的首领，他的为人并非**不羁，有位作家描写得十分恰当，他‘似乎完全是一位有欢乐情趣的人物’。”

如果说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城市贵族的世俗生活的话，那么在法兰西斯20多岁时，他的生活方式逐渐由世俗向宗教修道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

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也许这与他早年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与关注有关。

他曾参加阿西西下层人民反对贵族的战斗，并且在佩鲁贾战败被俘而当了一年的囚徒，更为重要的是他思想意识中的宗教理念与信仰。

他在《遗书》中写道：“当我还生活在罪中时，看见麻风病人就令我难受。

但主亲自引领我到他们中，我对他们便产生了怜悯之心。

在我离开他们时，过去那种难受的感觉一变而为甜蜜而舒适之感了。”

这里所说的主的引领实际上是福音的启示，他继续说道：“在上帝给我送来几位兄弟之后，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些什么，但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向我启示，我必须按照神圣福音（着重号为著者所加）的形式去生活……上帝已经向我们启示，我们应该采用这种向人致意的方式：‘上帝给你和平’。”

[33]由此表明法兰西斯走向修道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是福音的指引，福音的力量对他是如此的具有震撼力，以至于他在1208年2月24日波蒂温库拉（Portiuncula）教堂的福音颂词中被深深触动：

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来，也要白白地舍去。

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

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

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34]

可以说，福音所倡导的使徒的贫困与苦行成为法兰西斯行动的指南，奠定了法兰西斯派的精神基础，成为重要的理念来源。

自此以后，法兰西斯开始混迹于贫民之中，衣着褴褛，用其父亲的钱去拯救贫民、整修教堂，为此他被剥夺了继承权，并与其父断绝父子关系。

通过他的布道与使徒式贫困生活的榜样的影响，在他周围逐渐聚集起一些信徒，法兰西斯称他们为“小兄弟”

，因而法兰西斯派也得名小兄弟会。

当他的门人达到12人时，他带领他的门徒于1210年到罗马请求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成立教会修会组织。

出于教会吸引更多信徒的需要，英诺森三世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对此，霍莱斯特曾对教皇的用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无疑，教皇鉴于方济各会的正统性质，正可用作抵消以清贫质朴为标榜、赢得广大群众改变宗教信仰的韦尔多派、阿尔比派及其他异端组织所造成的影响。

因为方济各忠于天主教事业已毋容置疑，何况他那坦率纯朴的生活作风，可使误入歧途的人重新回到基督教会。”

[35]由此表明，教皇的批准实际上确立了法兰西斯会的工具职能，使其成为维护正统教会反对异教的一种工具。

然而，这是与法兰西斯本人的理想相悖逆的，他所追求的，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宗教修会，也不是任何形式的教会组织，而是追随基督，追求一种抛掉传统、组织、财产和知识等累赘，并恢复个人与内在生活的神圣源泉的直接接触的新生活。

因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悖逆成为法兰西斯派发展的一大障碍，并最终导致法兰西斯派后期对法兰西斯精神信念的抛弃。

法兰西斯派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整体的精神理念：强调绝对贫困，以基督和使徒为榜样，反对对财产的占有，要求不论个人和集体都必须安贫乐道；主张通过劳动来获取生活所需，认为劳动“并不是出于为了换取劳动报酬的贪婪，而是为了做出一个好榜样和防止懒惰”

。

这种劳动目的决定了法兰西斯派的主要生存方式必须依赖乞讨，这也是对教会组织腐败改革的必然结果。

法兰西斯在《遗书》中指出：“既然我们不应接受我们的劳动报酬，那么我们请求上帝的施舍，并挨家串户地乞求我们的食物。”

[36]乞讨便成了法兰西斯派的主要特征，通过守贫、乞讨，他们对社会大众进行宣讲、布道；他们主要聚集于城市周围，在城市民众之间布道以满足城镇人民日益增长的宗教需求。

这可以说也是对以前教会封闭、隔离的一种纠正和改革。

在这些精神信仰的凝聚之下，法兰西斯派规模逐渐扩大，最后达到28000人的规模，成为当时极富影响的一个修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