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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西欧中世纪复兴的思想文化因素02（第7页）

，因此在我国也有人译称“士林学术”

。

我国之所以称之为“经院哲学”

即是由此而来，着重强调这种哲学运动赖以生存的机构、环境特征。

这种观点在西方学者那里受到了质疑。

美国学者霍莱斯特曾指出：“严格而论，经院哲学无非是和中世纪盛期学校——天主教会及修院学校，以及随后的大学——相关的哲学运动。

更确切地说，是着重涉及唯理论与有神论关系——理性与启示的运动。”

[84]他在定义指称的重点上已从传统的强调经院特征向运动本质的指称转化。

对此，我国学者赵敦华也有过相应的阐述。

他认为经院哲学的确切含义应该是：“在公教会（或天主教）学校里传授的，以神学为背景的哲学。”

[85]因此根据这种定义指称的变化，经院哲学实际上就是指在经院学校中所进行的，对基督教神学从方法论和哲学意义上所做的理性阐释运动。

作为一场思想运动，经院哲学上承教父哲学时代关于信仰与理性等问题的讨论，继承了德尔图良、奥古斯丁、波菲利以及波伊提乌等人的思想，同时也有中世纪时期伊里杰纳等人所做的奠基性工作。

在涉及的问题上，经院哲学既涉及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又涵盖了共相与一般关系的讨论。

前者孕育出了中世纪理性主义的萌芽，而后者则深化出了唯名与唯实之争，为后来强调经验科学和提倡唯物精神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经院哲学兴起于11世纪末的西欧，它的出现除与这一时期西欧社会诸种因素的发展与转型有关以外，同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亚里士多德学说，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思想在西方社会的重新崛起。

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出现与教会所持的正统思想即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激烈碰撞在所难免，这样便引发了两种思想在神学领域内的大论争。

这种论争实质上是先验与经验、信仰与理性二者的论争，是神学哲学化与哲学神学化之间的论争。

因此，经院哲学作为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神哲学——它既是哲学，也是神学，“它作为哲学史研究对象是经院哲学，作为神学史研究对象是经院神学”

[86]。

这种论争自11世纪末期始，直至14世纪逐渐衰微，共历时3个多世纪。

它囊括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思想家，从贝伦加尔到安瑟伦，从洛色林到阿伯拉尔，最后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集大成，完成经院哲学体系的最终构建。

可以说，经院哲学运动时期可谓群星闪耀，思想纷呈，论争不断，为西方文化乃至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信仰与理性——理性主义的孕育

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经院哲学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辩证法能否运用于神学，即在辩证法或理性与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这一时期处于优势地位的神学如何看待处于上升态势的哲学的问题。

争论过程中形成正统与非正统两种观点。

正统派认为“只有先信仰才能理解”

，而其中又包括了极端的反理性的正统派，以圣达米安为代表；而其主流则是以圣安瑟伦（St.Anselm）为代表的折中派，主张在信仰的前提下对理性加以运用，体现理性的工具价值。

非正统派则以阿伯拉尔为代表，坚持“只有理解了才能信仰的观点”

，由此张扬出人的理性在信仰中的主体性功能。

这两派虽然观点各异，但其目的均在于维护神学的正统地位，因而二者逐渐趋于一致，都承认理性与信仰关系中理性的工具性价值，从而在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中形成了二者的谐和。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争论过程中，人的理性精神得到了极大的高扬，为文艺复兴乃至后来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摆脱神学精神控制的理性基础。

1.信仰寻求理解

这是安瑟伦引用奥古斯丁的原话来概括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信仰是理解的出发点，没有信仰就不会有理解；另一方面，有了信仰，不一定总会理解，理解不会因信仰而自发产生，而是理性积极寻求的产物。

这种观点也是正统派的主要主张。

同时正统派也包括以达米安（PetrusDamiani，1007—1072年）为代表的极端反理性主义。

赵敦华曾称达米安是“反辩证法最有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