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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西欧中世纪复兴的思想文化因素02（第8页）

。

他曾说过：“哲学应当像婢女服侍主人那样为神圣的经典服务。”

这成为后来广为流传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Philosophiaancillatheologiae）一说的直接来源，达米安反理性主张由此可见一斑。

达米安思想的直接来源是3—4世纪的教父思想家德尔图良。

德尔图良在讨论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时认为：“在拥有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不再希冀有奇异的争论；在享有福音布道之后，不再需要有逻辑分析！”

[87]达米安继承了德尔图良的这种信仰至上的思想，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上，他认为二者是不相容的，认为“辩证法是依照逻辑规则独立运用理性的方法。

正因为它不依赖天启和信仰，运用辩证法的能力不是上帝赋予的。

……辩证法相信逻辑规则，神学信仰上帝的启示与奇迹，两者是不相容的”

。

由此他完全排斥和否定了理性在信仰中的作用。

同时达米安还继承了德尔图良“唯其不可能，我才相信”

的思想，提出“逻辑不可能不适用于上帝。

上帝是任意、全能的主人，他可以使逻辑上看来是不可能的东西成为可能，甚至成为事实”

[88]。

从而要求人们相信逻辑的不可能性乃是神学的可能性。

这样达米安就在理性与信仰、神学与哲学之间筑起一道壁垒，并且高扬神性而贬抑理性，使理性只能成为神性的奴仆。

这种观点成为典型的教会正统观点，由这种观点出发便进一步引申出对知识的反动。

例如，后来的圣方济各继承了这种思想，认为知识理论与救世无关，甚至是一种危险。

后来方济各派的精神领袖雅克明·达·托弟曾用一首诗来表达了这种反知识的立场：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争论纷纷／绞尽脑汁，费尽心神／进行争辩无停顿／与我什么相干？／只要心灵纯真就能通往天国、幽径独寻／祝贺上帝，远避哲学。

[89]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对中世纪知识、文化复兴的反动，是逆潮流而动，因而也受到包括正统派神学家在内的诸多学者的否定。

大多数正统派神学家仍然采用的是一种折中派的观点，以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折中派的信仰论与极端信仰论一样起源于教父哲学时期的思想，主要继承了奥古斯丁关于信仰与理性的观点。

奥古斯丁认为理性能够为信仰服务，二者并不矛盾。

他说道：“倘使这些所谓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派哲学家的论点，和我们的信仰有任何真实及一致之处，我们不仅不会退缩，而且要将那些被非法据有的转为我们所用。”

[90]这也表明奥古斯丁是以神学与信仰为前提的，在二者具有一致性的基础上强调哲学或理性的工具有用性。

这种观点后来为中世纪时期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Lanfranc，约1010—1089年）所继承，他原则上同意在一定条件下辩证法可以运用于神学。

他这里所提的条件即指辩证法的结论不能与信仰和教义相矛盾，对此，他曾说道：“辩证法不是上帝的神秘性敌人，相反，如果它正确地被运用，将在适当的时候确认上帝的神秘性。”

[91]兰弗朗克的学生——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安瑟伦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并成为温和信仰论的集大成者。

由于安瑟伦思想上承奥古斯丁，下开经院哲学重要问题深入讨论之先河，所以他也被誉为“最后一位教父”

和“第一位经院哲学家”

。

至于究竟谁是第一位经院哲学家现已无据可考，但无疑安瑟伦对经院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他沿用德尔图良的“信仰寻求理解”

来表明立场。

他说道：“不把信仰放在第一位是傲慢，有了信仰之后不再诉诸理性是疏忽，两种错误都要加以避免。”

[92]这实际上表明圣安瑟伦是坚持在神学或信仰至上前提下的对理性使用的中间立场，是对兰弗朗克“辩证法的应用必须增强信仰，而不能损害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