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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西欧中世纪复兴的思想文化因素02（第9页）

主张的继承。

但同时，安瑟伦对这种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放弃了兰弗朗克对辩证法应用范围的限制，而把辩证法运用到一些神秘领域的研究中；他突破传统信仰论坚持信仰是前提的观点，认为在运用辩证法进行推理时，可以把教义当作有待证明的结论，而不是证明的前提。

这种思想对理性使用空间的拓展，减少对理性的神学限制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人主体理性思维的充分发挥。

安瑟伦同时也注意到以信仰为证明的结论有可能导致证明与结论不符的问题，对此他并不否认该问题的存在，当出现这一问题时，他认为应以权威意见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

他在《独白》中说：“如果我在此次研究中说了一些权威没有提及的话，即使我的述说对我来说是理性的必然结论，我愿以这样的方式接受这一述说，即它不被说成绝对必然的，只被说成看来似乎是必然的。”

[93]由此不难看出，安瑟伦所理解的理性仍然是臣服于信仰之下的理性，是权威意见支撑下的信仰至上的必然理性。

这也是信仰至上论的共同点所在。

为了避免理性在运用辩证法过程中的错误，他在《宣讲》开头的祷词中祈祷道：“主啊，我并不求达到你的崇高顶点，因为我的理解力根本不能与你的崇高相比拟，我完全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我渴望能够理解你的那个为我所信所爱的真理，因为我决不是理解了才信仰，而是信仰了才理解；因为我相信：‘除非我相信了，我决不会理解。

’”

[94]这是他进一步用信仰作为标准来协调和平衡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

因此，安瑟伦所理解的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是以信仰作为理解的起点和终点的，是对信仰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这种起点与终点的重合实际上仍未能为理性的运用留出充足的空间。

理性仍然仅限于一种神学的正面论证，而无法对神学本身提出质疑和批判。

所以安瑟伦所主张的理性的价值取向始终是围绕神学或信仰的标准在进行的，根本不存在二者间的互动。

这也体现出理性的纯粹工具价值的一面。

“理性寻求信仰”

是针对信仰至上论的“信仰寻求理性”

而言的。

虽然主张“理性寻求信仰”

的非正统派主张“只有理解了才能信仰”

，强调理性对神学或信仰的质疑与批判，但在其最终目的上，非正统派仍然是归于信仰、神学的，他们只是希图通过理性去修正和完善正统神学的不足与错误之处，以更好地为神学服务。

这种思想在当时教会一统局面下不见容于当世，被认为是对教会权威的挑战，被视为异端，是一种非主流、非正统的观点。

持这些观点的思想家也屡屡被作为各种宗教会议的批判对象而被大加挞伐。

这种状况直到托马斯·阿奎那时期才有所改观，但仍存在争议。

强调理性的观点同样可以在奥古斯丁那里找到源头，奥古斯丁曾指出：“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的宗教是同一的。”

这种思想为加洛林文艺复兴末期的伊里杰纳所继承，并在此基础做了进一步的深化。

伊里杰纳认为在哲学和宗教、理性和天启之间万一出现矛盾时，那就应采取哲学或理性的观点而不是权威的观点。

这表明伊里杰纳是主张理性权威要高于宗教权威的。

对此他写道：“权威产生于真正的理性，而不是理性产生于权威。

因为没有被真正的理性所确证的权威是软弱的。

相反，真正的理性，因为它是可靠的、恒常的，以其自有威力为基础的，所以它不需要同某种权威妥协来确证自己。”

[95]可以说，在伊里杰纳这里，理性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张扬。

但由于伊里杰纳所处时代思想的荒芜，这一观点未能产生出较大影响。

博伊德和金曾在《西方教育史》中这样评价道：“然而，约翰·斯科塔斯（JohnScina，即伊里杰纳）超过自己时代太多，没有对时代的思想趋向产生很大的影响。”

[96]但这并不意味着伊里杰纳影响的消失。

在11世纪末，他所提出的理性高于权威的观点为图尔的贝伦加尔（BerangarofTours）所继承，从而开启了中世纪理性至上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