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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西欧中世纪复兴的思想文化因素02（第10页）

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杰纳应看作非正统信仰论思想的源头。

贝伦加尔是中世纪时期首先将辩证法运用于神学讨论的思想家，他明确主张：“在一切方面都应该运用辩证法，因为运用辩证法就是运用理性。”

[97]他所理解的辩证法则是艺术的艺术，是理性的杰作，主张将辩证法运用于包括神圣的事物与来自神秘启示的信仰在内的一切事物。

为此他说：“理性应被应用于一切地方，正因为人被赋予理性，他才是唯一按上帝形象被造之物。”

他在谈到理性与权威孰为判断真理的标准时指出：“理性不知比权威高多少，它才是真正的主人与裁判。”

[98]这种思想实质是对伊里杰纳理性权威思想的继承。

通过强调人的理性权威，力图求得人与神关系中较为平等的地位，从而更好地发挥出人相对于神的独立性，这是高扬理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阿伯拉尔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是与否》（YesorNo）一书中，从全书立意的出发点来看，阿伯拉尔并未摆脱相信权威的中世纪的思想方式。

对此，法国学者波塔利（Portalie）曾指出：“阿伯拉尔从不想对信仰的神秘作出哲学的证明，他更没有自称为理想主义者。”

[100]他只是“坚持辩证法在神学领域内的权利，根据理性主义原则建立哲学与神学的联系”

[101]。

也即是说，阿伯拉尔思想的最终目的并非以理性取代权威或信仰，而是用理性去证实或证伪权威，充实和完善信仰的真理性，其最终旨归仍在信仰与神学的维护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思想与18世纪理性主义思想则相去甚远，这也是学界反对称他为理性主义者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阿伯拉尔思想中，含有极强的批判精神，他认为权威意见同样会存在矛盾。

他说：“教父和使徒都会犯错误……不过他们的错误并不是由于信仰引起的。

有些错误是由于引用伪托的权威著作或有誊写错误的《圣经》而产生的。”

对于这些客观存在的矛盾，阿伯拉尔反对安瑟伦盲从权威的做法，主张人们对一切未辨真伪的权威著作“都要有充分的自由进行批判，而没有不加怀疑地接受的义务”

[102]。

批判所依据的工具则是辩证法，这在《是与否》一书的写作方式上有着最为充分的体现。

同时阿伯拉尔也考虑到那些无法用辩证法去解决的权威之间矛盾的情况，也即是说，在理性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应如何对待权威意见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问题。

对此，阿伯拉尔主张，“对权威意见进行比较，使其中更好地被验证并更多地被确证的意见保持优先地位”

[103]。

阿伯拉尔相信，辩证法考察的结果或使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权威意见保持一致的真理性，或使其中一种意见保持正确性。

无论如何，辩证法最终确立了权威意见的可靠性。

由此不难看出，在理性与信仰二者的关系方面，虽然阿伯拉尔最终目标是为了使信仰更富真理性、更富权威性，但这种真理性与权威性的获得是建立在理性或理解基础之上的，只有经过理性检验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

阿伯拉尔反对盲目的抛弃理性的信仰。

对此，他曾说过：“若不首先理解，没有任何东西能相信。”

这无疑是对理性思想的一种高扬，理性价值虽然仍停留于工具层面而没能获得本体上的价值意义，但这种工具性的发挥却打破了外在信仰与威权的限制而得以充分的展现。

这相对于权威基础之上的理性思想来讲更接近于理性主义时代对人理性的称颂。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阿伯拉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而言，阿伯拉尔是一个具有典型理性思想的思想家。

这也是他彪炳史册的一大因素所在。

唯名与唯实之争实质上是关于共相或一般与个别之间关系问题的争论。

争论最早发端于柏拉图理念论的思想。

这个问题到了12世纪成为经院哲学各派讨论的主要问题。

但这决非中世纪经院哲学研究对象的创新，与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一样，早在3世纪时便已经提出了该问题。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