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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著名经院哲学家论教育（第11页）

对此，博伊德和金曾对贝克修道院学校和当时的巴黎主教学校——巴黎大学的前身——做了对比，认为“当后来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的兰弗朗克和他的继承人安瑟伦两人当诺曼底贝克学校的校长时，外国学生来学习神学的是到贝克而不是到巴黎”

[159]。

贝克学校当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1093年，他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填补其老师兰弗朗克1089年去世后这一职位长达4年的空缺。

在坎特伯雷大主教任上，安瑟伦是当时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提高教权而制定的教会改革纲领的积极支持者，为此他不惜同英国国王威廉和亨利一世发生公开的冲突，狂热地推行罗马天主教会的方针政策。

安瑟伦于1109年4月21日在天王教任上去世，后于1494年被罗马教廷认可为圣徒，1720年被宣布为教会博士。

关于安瑟伦研究的详尽材料，除了他自己的著作以外，还有他的学生埃达梅尔为他写的传记《圣安瑟伦的一生》（LifeofSt.AaSanselmi），这是了解安瑟伦各方面情况的最早的历史记载。

作为贝克修道院学校的校长，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管理方面，安瑟伦都积累和升华了丰富的教育思想。

在教育实践方面，他继承了兰弗朗克所规定的教学秩序和教学内容，讲授语法、亚里士多德辩证法、西塞罗的修辞术以及哲罗姆和奥古斯丁等人的教会文选等；和他同时代的其他神学家一样，安瑟伦在教学中同样注重辩证法的传授，而其教育思想主要以此为基础加以建构：通过辩证法对信仰的论证来界定教育的价值和功能；同时安瑟伦也十分注重方法论的运用和创新，提出了富于浓烈宗教色彩的真理观和自由观。

总的来讲，安瑟伦的教育思想是神学前提下的教育哲学思考。

（一）理性、信仰及其教育意义

在安瑟伦所处的时代，人们对理性作用的认识逐步深入，从而迫使经院神学家运用理性去论证和维护传统的信仰。

关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早在奥古斯丁时代即已提出。

奥古斯丁曾经常引用《以赛亚书》中的“除非我相信了，我决不会理解”

的话，并且在布道集中讲道：“理解我的话以便相信它，但是相信神的话以便理解它。”

[160]这实际上提出了理性的神学前提和神学标准的规范。

安瑟伦作为奥古斯丁思想的继承者，也十分注重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探讨。

在此意义上他被称为“最后一位教父”

。

他在《独白》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启示录》和我们对他的信仰是我们一切推理的出发点。

我们信仰不是为了理性，而我们的理解却是为了信仰。”

在《宣讲》中，他也引用了《以赛亚书》中奥古斯丁曾引用过的那句话，并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奥古斯丁的语言：“我不是企求理解以便我可以相信，而是我相信以便我可以理解。”

[161]由此不难看出，安瑟伦的思想与奥古斯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把信仰看成是理性的前提和基础。

在此，理性是从属于信仰并受信仰所制约和规定的。

但安瑟伦在承认神性的上帝先于物质存在的前提下，较奥古斯丁更进了一步，他对信仰基础上的理性对信仰的反作用做了深入的论述。

这种思想在《宣讲》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他认为：“在接受神或上帝先在的前提之下，就应该运用辩证法作为手段或工具去证明这种先在。”

[162]所以理性在此是作为一种从属的工具和手段发挥作用的。

对于理性的这种神性工具效用，安瑟伦指出：“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我们的信仰，以反对不信上帝的人，不是反对基督徒。

因为对于后者，我们揣想他们一定能够坚持他们受洗时所接受的义务。

对于前者，我们必须指出，他们是如何不合理地反对我们。”

[163]同时他还认为理性对信仰具有必要性，“在我看来，当我们有了坚决的信仰时，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力求加以理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

[164]。

在此安瑟伦实际上是主张运用理性对信仰加以论证，使其更合理、更完善也更易为人所接受。

这种思想也迎合了他那个时代对辩证法的神学运用的时代特点。

然而在此意义上的理性虽然有所张扬，但其外部规范性和局限性仍然是十分明显的。

这种局限性在安瑟伦自身思想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

他意识到对理性的张扬有可能导致与信仰本身的冲突，对此，他首先指出仅靠理性去获得神性的先在论证是不够的，理性只是一种附属的工具。

对冲突和矛盾的处理则完全有赖于权威的评判，这种权威就是指经典典籍和神学家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