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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西欧新教育思潮的基本理论（第3页）

[38]，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只是死读书的学校。

未来学校是适合学生多方面兴趣、促进学生多方面才能发展的学校。

“对于那种以书籍作为其训练手段之必要之个人，当给予顾虑，同样地，对于有一眼与手之活动作为同一目的之手段之必要之个别场合，也给予顾虑。

这里将为具有实际的才干者之场所，同样也为理论家之场所，将为现实主义者之场所，同时也为理想主义者之场所。

这两种类之人，都能自由地各尽其善去做；每种类中之人员，往往感到想由于去做对方种类之人所能做之事情以试验自己之力量。”

[39]在未来学校，15岁以后，小孩将按自己的专长分流，有的人多从事脑的工作，有的人多从事手的工作，于是在共通学校基础之上各种实用学校应运而生；有关古典研究学校，有关纯正科学、社会科学、美的科学之学校，有关手艺及手工之学校，有关各种职业及官吏之学校，这些学校都具备各种目的与方法，能产生种种不同的训练法与个性。

“在这样的学校里，无论对于知的教养与物的教养，对于科学的才能或发明的才能，对于艺术的才能与一切处世之技能，将赋予新鲜的人格力。

这个将觉醒并鼓励那种去发现新的科学方法，去思索年少气锐的思想，去做成聪明的发现之能力。”

[40]

未来学校用“苏格拉底法”

代替注入式教学法。

这种教学法的价值，不在于当时获得多少知识，而在于引导学生如何对待问题，对待生活追求，引导学生自己发展自己的伦理，“在人生之大管弦乐中，年少者应该去奏其自身曲调”

[41]，教师是间接暗示的指导者。

未来学校对教师是有一定要求的。

其一，必须能理解孩子，能理解年少者的欢乐与苦痛，理解他们的游戏与热诚、他们的梦想与憧憬，能够与小孩同玩、同生活、同学习。

其二，师范毕业生须实习一年，然后经评审再确定是否正式聘任为教师。

评定时可适当征询小孩意见，其根据是：“小儿之本能，以可惊的正确，而选出第一等人。”

[42]其三，教师要有独立的人格，对问题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可附和学生，也不可强迫学生附和自己的意见，让学生有选择的自由，这样方可使学生的人格得以自由发展。

爱伦·凯认为，教师应有男有女，服务时间较少，休息时间较长，应有丰厚的薪金，这样教师就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才能与时俱进，永为人师。

爱伦·凯继承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并广泛汲取历史上自由主义思想家、著作家的思想精华，同时从本国文化传统和当前周围人群的教育活动中吸收经验教训，形成自己的自由教育思想，并用充满**的散文诗般的笔触，在辞旧迎新的世纪之交表达出来。

“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

这一新教育运动的呐喊，激动着千家万户，启示着一个世纪。

二、凯兴斯泰坦的教育理论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教育运动中，凯兴斯泰坦以其在《国民教育的概念》（BegriffvderStaatsburgerliErziehung，1910年）及《劳作学校要义》（BegriffderArbeitsschule，1912年）中系统表述的国民教育和劳作教育理论，而在当时众多的新教育理论流派中独树一帜。

该理论既契合了新教育运动对儿童手工劳动极为重视的趋势，又结合了当时德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既促进了德国新教育运动的发展，又在事实上对德国普通教育及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国民教育理论

在凯兴斯泰坦的整个教育理论体系中，国民教育占据核心位置，他明确提出“国民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

，同时认为“国民教育的问题，即国家信念的教育，培养人们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中的教育，是一切教育问题最最艰巨的问题”

。

[43]

既如此，那么凯兴斯泰坦所理解的国民教育又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教育呢？凯兴斯泰坦首先指出了对国民教育存在的种种误解，断言国民教育不是国民知识教育，并不是一个人掌握了公民常识、法律常识、宪法知识、国民经济理论、有关国家任务和国家机构等方面的理论知识，特别是有关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论知识之后便是一位合格国民；国民教育不是经济的或者技术的教育。

“劳动才能与劳动热情对于国民教育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但尚远远不是充足的条件。

才能与创造热情可以同最肆无忌惮的，占有欲的个人主义和最不可遏制贪得无厌，栖于同一个胸膛之中。”

[44]国民教育同政治教育也并非同义词。

凯兴斯泰坦严格区分了爱国教育、政治教育和国民教育之间的区别后认为，“普及的，热爱祖国的教育不能代替政治教育。

同样，政治教育也无法代替国民教育。

所有这三种教育都是受其各自理想之鼓舞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