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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第9页）

。

[37]这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

同时，1938年，进步教育协会的人数达到了最高峰。

1933年至1938年，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重振主要是指社会改良主义方向的重振，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儿童中心方向，在专业化、组织化的方向上的停滞。

进步教育协会先后成立了各种专门的委员会；“八年研究”

将进步教育实验从初等教育扩展到了中等教育；越来越多的大学不断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改革大学的课程。

这些都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巨大进步。

第四阶段1938年博德发表《进步教育在十字路口》至1957年《进步教育》杂志停办，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分裂和衰落时期。

1938年博德发表《进步教育在十字路口》，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说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开始走向衰落。

1938年，进步教育处在一个怎样的十字路口，面临着什么样的抉择？在博德的书中可以看到，他认为，进步教育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传统，来自欧洲的贵族以及贵族教育，来自柏拉图的绝对理念，来自人们对冲突与斗争的厌烦。

赫钦斯（R.M.Huts，1899—1977）是当时这些挑战的重要代言人。

同时，博德又清楚地看到了进步教育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传播民主文化，使普通人都能获得真正的民主。

这种使命来自社会进步的需要、科学（实践性）的需要以及它们对人的需要。

因此，博德认为，进步教育面临的抉择是：“如果进步教育能够成功地致力于将民主精神转变为民主哲学和方法，这个国家的未来的教育就会掌握在进步教育的手里；如果进步教育仍然坚持单方面地热衷于个别学生，它就会原地打转，就会落后。”

[38]博德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局限性。

首先，20世纪30年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重振的核心就是关注民主文化的建设。

它面临的问题不是在主观上是否致力于民主建设，而是在客观上如何面对垄断阶级的反民主的势力。

其次，他的分析主要着眼于观念分析、内在原因分析，虽然对影响进步教育发展的社会背景也做了分析，但分析不够具体、全面。

1938年成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

和1939年苏联政府与希特勒政府签订的条约使20世纪30年代激进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难逃骂名、厄运；新兴工业的发展和泰勒等的工业科学管理理论使工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适应、儿童中心、经验的进步主义教育面临根本挑战；1938年，巴格莱起草的《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之纲领》（A’sPlatformfortheAdvaofAmeriEdu）在大西洋城正式通过，“要素主义者促进教育委员会”

正式成立，进步主义教育出现了掘墓人；1938年就已开始走向战争的美国使人们无暇顾及教育；进步教育协会的人数在1938年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逐年减少。

虽然博德对进步教育的危机的分析不够具体、准确、全面，但他适时地发表了《进步教育在十字路口》并在全部分析中所突出的一个问题，即进步教育是否敢于建设一种民主文化，切中了危机的要害。

因此，以《进步教育在十字路口》作为阶段划分的重要标志，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一些研究将1944年作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衰落的起点，主要依据是在这一年进步教育协会改名为“美国教育联谊会（AmeriEdu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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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上，1944年的更名已经是进步教育衰落的结果和表现。

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对进步教育的批评在增加。

“‘进步教育协会是否已完成了它开始想要完成的任务？’‘进步教育协会是否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而继续存在？’这些和其他相类似的令人失望的问题支配了20世纪40年代初理事会的一些讨论会。”

[39]实际上，1938年的各种的历史转折就已经决定了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没落，“进步教育协会”

更名、解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