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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民主科学与教育（第5页）

智慧的方法、科学的方法确切地讲主要是指那种不依赖偏见和权威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

杜威认为，科学同政治、经济、道德一样，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人们一般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包括许多结论的体系，“我们忽视了科学还具有一种性质，即它也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体现出一种习惯于运用观察、反省和试验的方法的意志。

当我们以这个观点看科学时，科学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意义就带有一种新的色彩”

。

这种科学态度有一些比较显明的因素：“决不轻信、大胆怀疑，直到得到真凭实据为止；宁愿向证据所指向的地方去寻求而不事先树立一个人偏爱的结论；敢于把观念当作尚待证实的假设来运用，而不当作一个武断来加以肯定；以及（可能是这一切之中最突出的）醉心于新的探究领域和新的问题。”

[30]但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被局限于有限的范围内，只有少数人具有这种精神和态度，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科学方法只适用于自然界，不适用于人类社会，科学不能进入价值的领域。

杜威所要做的是要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生活，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树立一个新的理智的而不是神学的或专制的新权威。

杜威认为，科学的方法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

首先，社会中存在的弊端能够革除。

如果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而不是依从习俗和外在的权威，人类社会中许多经济、政治问题皆可解决。

其次，美好的社会生活理想可以达成。

概括言之，杜威社会生活的理想就是民主（当然它又包含许多具体内容），而民主的基础就是科学的方法和智慧的方法。

杜威于1939年在《自由与文化》中指出：“民主的未来却是同这种科学态度的广泛传播紧密联系着的。

这种科学态度是防止受宣传笼统（络）迷惑的唯一保证。

而尤其重要的，它是可能形成一种足够明智的舆论以对付目前社会问题的唯一保证。”

[31]1944年，他在《对自由思想的挑战》一文中说得更明确：“政治民主的核心是用讨论和交换意见的办法来裁决社会上的差别。

这个办法大致接近于用实验探究与检验的手段来影响变化的方法：即科学的方法。

民主程序的基础就是使社会改变依赖于实验的结果。”

[32]

杜威要求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杜威认为，当时“教育的标准和方法在大体上仍是科学和技术发展前的时期之标准和方法”

，“在大体上，科学是作为一套现成的知识技能来教的。

它的教学不能在方法上提供一切有效的明智行动的榜样。

它的教学在大体上并未顾到科学实际进入人生的状态，并未把科学作为一个最高的人文学科去教，而是把科学作为牵涉到人生关系的‘外面的’一个世界的学科去教。

它的教学并未联系于科学实际进入现在人生的每一方面与情形之道路。

不消说，它的教学更未联系到关于人生事务的科学知识在战胜自流的状态上可能做的事情。

科学的方法和结论将不能在教育上取得基本重要的地位，直等到大家把它们看成并利用为指导集体的和合作的人类行为之最高工具”

。

[33]

科学方法是达到民主理想的手段，而教育则是将这种方法植入人心的重要手段，因而教育是实现民主理想的手段之手段，是更基本的手段。

教育的责任因之就更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