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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道德教育论（第2页）

杜威指出，提倡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人（包括胡佛总统）“所重视的个人的倔强性、独立性、独创性和毅力等，是那些在现存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中已爬到最高地位的人们的倔强性、独立性、独创性和毅力等。

他们将受到批评，因为他们把自由和倔强的个人主义与他们在其中发财的制度的维持等同起来”

[71]。

杜威要求以新个人主义取代旧个人主义，杜威并未细微地描述这种新个人主义的具体内容，但从他的《旧个人主义与新个人主义》中可以看到新个人主义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重视社会性。

强调社会责任感，杜威要求建立参与式民主制和合作控制工业的体制，使工业的重心在于为整个社会谋福利，而不是简单地追逐利润，以期建立一种“人道的工业文明”

并使工业和技术成为人类生活的仆从而不是反过来。

与这种要求相关，杜威要求政府介入经济事务，要求将“社会责任感”

渗入工业界、商业界，他甚至还建议建立一种由资方、工人和政府三方组成的合作与指导机构，共同规划与规范工业活动，避免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经济危机。

这种新个人主义所具有的社会性一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二是强调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

这种社会性的要求落实到教育上，杜威认为，就要求个人应在社会的航道中运用其体能与心能，学校应为一个真正的合作社会造就公民。

其二，重视理智的作用。

杜威认为在一般的用法上，个人主义是最具模棱两可性质的词。

因此应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不可笼统论之。

杜威指出，一方面，在经济与法律中存在着过分的个人主义（这实际上是指放任的自由经济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法律条规）；另一方面，在理智生活（iuallife）中却缺乏真正的个人主义，没有创造性，没有生机和活力。

前者有害于社会，后者亦有害于社会。

杜威呼吁一种新的个性（个人主义）的出现，这种个性意味着一种解放，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建设性的。

在一个合作的社会中新个人主义要求更新个人的作用，并为了社会的目的运用科学和技术，杜威进一步要求在人类事务中运用科学方法，将之应用于道德、政治、工业诸领域。

如果这一要求实现了，不仅能改进社会，还能解放人的精神与心灵，使之成为创造与欢乐之源。

可见重理智作用意味着有促进个人发展与社会改善两方面之功效。

总之，旧个人主义是极端个人的，新个人主义是重社会的；旧个人主义是物欲的，新个人主义则是理性的。

新个人主义取代旧个人主义是以一种社会的伦理的力量去驾驭物质的力量。

落实到教育上，就是要求为新的时代培养一种新的个人，这种个人并不为追逐个人私利而不顾公益，也并不头脑僵化、墨守成规而对变动不安的社会熟视无睹，抑或手足无措。

这种新个人主义并不否定旧个人主义中的那些积极因素如创造性、独立性等，它是在对其优点积极吸收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状况对旧个人主义的扬弃。

二、公民训练

杜威认为不能狭隘地理解公民训练，将之解释为能够明智地投票、能够服从法律等，儿童是一个有机整体，将来要担负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

因此，公民训练应包含广泛的内容，“公民训练能力可以表示比职业能力更加模糊的若干资格。

这些资格包括的范围很广，从使一个人成为比较令人满意的伙伴，到有政治意义的公民训练，例如明智地判断人和各种措施的能力，在制定法律和服从法律时起决定作用的能力”

。

杜威认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参与社会与互相交流的能力、个人创作艺术和欣赏艺术的能力、娱乐的能力、有意义地利用闲暇的能力等，亦应成为公民训练的重要内容。

[72]总之，公民素质就是指一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能力以及个人从自身生活中寻求积极的乐趣的能力。

简言之，就是促使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更丰富、更充实、更和谐、更美好的能力。

杜威非常强调培养学生的民主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