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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第2页）

，国学精神逐渐被变成了国粹主义、排外的民族主义和尊王思想，“复古神道”

遂成为明治时代“国家神道”

的前身，成为后来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源泉之一。

日本的军国主义及其教育思想之所以在20世纪前期得势，还有当时的国内外原因。

首先是日本的扩张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中获得了极大的鼓舞，此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集团又以很小的代价使日本获得了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租借地和在南洋群岛的委任统治权。

战场上的胜利无疑增强了军方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有利于增大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此外，苏联十月革命的爆发，并由此引起的东亚众多受压迫民族的觉醒，使得日本在亚洲称霸的野心受到了威胁；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俄国、中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等国的帝政崩溃，也震动了天皇制国家的日本。

从日本国内看，国际共产主义、民族解放思潮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涌入日本，造成了大正时期的国内政治民主倾向（政党内阁制和普选法的实行），社会主义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

在这种情况的刺激下，日本国内的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在“反赤化”

和“振兴本邦固有之道”

的旗帜下逐渐集结起来。

1918年，主张“大大振兴儒道，而得以宣扬《教育敕语》之圣旨”

的“期文会”

成立，接着又有类似的反对政治分权、强调天皇绝对权威和极端国家主义的“老壮会”

“大日本国粹会”

“犹存社”

“原理日本社”

相继成立，在乡的陆军将校则组成了“恢弘会”

等，为军国主义的确立在社会下层打下了基础。

从经济上看，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度取得空前的经济繁荣之后，从20世纪20年代起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

为了打破国际经济危机的困扰，同时也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到国外，日本当局终于在1931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

事变，从此，军队右翼势力就借军事行动为杠杆，将整个国家生活置于“军事需要”

的控制之下，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国内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军国主义的教育思想就在当时的教育上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表现

（一）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先导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并不是20世纪前期的天降之物，在此之前，即明治时代就已经表现出了极端的尊皇主义的教育思潮和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它们是20世纪前期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先导。

极端的尊皇主义的教育思潮直接来自明治维新以后的儒学的复兴和国粹主义的抬头。

当西方的启蒙思想，特别是人权和自由的主张等，如滔滔洪水蜂拥而入、猛烈冲击旧有的日本传统文化的时候，国学者、儒学者以至皇权主义者们就在维护传统和国体的旗帜下站到了一起。

19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论述日本国体的著作大量增加，对神道、日本历史、日文和汉文的学习和研究也形成热潮。

例如，东京大学于1882年设立了古典讲习科，1889年又增设国史科，等等。

在政府方面，则有元田永孚主持的《幼学纲要》《教学大旨》的发表。

特别是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不仅是儒学正式复兴的重要标志，更重要的是，它以最高权威的名义宣扬了国家主义和尊皇思想，确立了日本中心、天皇中心的原则，以及培育“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

的日本“臣民”

这样的教育目标。

《教育敕语》中的这些思想，成为后来军国主义教育的灵魂。

所谓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潮，是指在教育中将国家利益置于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将教育仅仅作为国家手中的工具的思想。

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潮除了上述方面的基础之外，从德国引进的国家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的国粹主义）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著名的维新人士岩仓具视以及后来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的教育思想都是以国家主义为原则的，特别是森有礼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就是他1880年至1885年在英国出任大使期间接受俾斯麦的国家主义思想形成的，并受到了当时明治政府中开明的实权派伊藤博文的支持。

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心是教育为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强大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