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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科学教育（第3页）

爱因斯坦的一生，铭刻着一位有着道德勇气而特立独行、为世界和平而战的科学家的一生，这一生中，他发表言论最多的领域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

1933年5月，爱因斯坦在给挚友冯·劳厄的信中谈及他对于科学家的伦理观的看法，坦率地表示不赞成劳厄认为科学家应对政治问题等人类事务保持沉默的见解。

他认为，德国的情况已经表明，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的和不负责任的人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

他赞赏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坚持真理的勇气。

他表示对自己“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

，而且相信他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

[36]他甚至感到，如果对社会上那些他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保持沉默，就觉得自己在犯同谋罪。

[37]1944年6月17日当《自由世界》（FreeWorld）杂志采访他，请他就一个真正的或者“纯粹的”

科学家应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时，他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

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38]

爱因斯坦对于战争的观点经历了两个阶段：绝对反对一切战争与赞成武装御敌。

在1933年纳粹攫取德国政权之前，他一直持绝对反战、下决心不参加任何战争的观点。

在《我的世界观》中，他表明，战争是由命令产生的勇敢行为，是毫无意义的暴行，是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可恶的胡闹，是卑鄙与下流的。

他对这一切都感到深恶痛绝。

他充满**地写道：“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

[39]他决心为和平而战斗，并做好了为和平而牺牲的准备。

1930年他在纽约美国“新历史学会”

主办的集会上做了《战斗的和平主义》的演讲，主张采取两种行动方针使全世界摆脱兵役的奴役：第一条是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因为良心而拒绝服兵役；第二条是试图通过国际立法来确立在和平时期拒绝服兵役的权利。

[40]他在给法国一位和平主义者的回信中也充满信心地说，只要彻底消灭了强迫兵役制，就有可能以和平的精神、人生的乐趣和对一切生命的爱来教育青年。

他提醒说，只要各个国家有计划地继续备战，那么恐惧、互不信任和自私自利的野心就会再次导致战争。

他主张对侵略不进行抵抗。

他认为，一个不进行自卫的国家所担的风险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是为了人类进步而承担的。

这种牺牲，可以促进人类真正的进步。

[41]

爱因斯坦选择的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1929年9月16日，法国数学家阿达马（JacquesS.Hadamard）致信爱因斯坦，尖锐批评爱因斯坦发表的下决心不参加任何战争的声明。

1929年9月24日，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表明，人类的福利必须置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之上，甚至必须置于一切之上。

[42]这种观点折射着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所提倡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的人本精神。

爱因斯坦相信“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对于科学也是这样。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凡是把人本身看作是人类的最高价值的人都是这样主张的”

。

[43]在他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他以耶稣、歌德和康德为例，认为弗洛伊德和他们一样，都是超出自己时代和国家的局限而被人尊敬为道德领袖和精神领袖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排除战争罪恶以解放人的身心的伟大目标抱有深挚的热忱。

1933年，爱因斯坦写信给在比利时的法国青年反战人士纳翁（AlfredNahon），分析了正以一切手段推进战争的德国给比利时和法国等国家造成的严重威胁。

面对着新的情况，爱因斯坦改变了他的绝对反对一切战争和拒服兵役的观点，他开始赞同依靠武装力量御敌，他相信，这样做才能拯救欧洲的文明。

他并不认为这样做是放弃他以前所坚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