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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影响与评价（第1页）

第九节影响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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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教育观是一种崭新的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建立在对前人学说系统的批判的基础上，建立在杜威的新的经验论、人性论、心理学、政治观的理论基础上，建立在新的民主化、工业化的现实基础上。

这种教育观的核心体现在社会政治方面是倡导民主主义，力图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体现在哲学上是批判各种二元论。

力求克服各种二元对立；体现在经济方面则是要求加强广义的职业训练，希图以之克服工业社会的不足；体现在文化上则是倡导科学方法，企图以之破除陈规陋习，建立一种新文化，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

这种教育观的基本要求是实现教育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结合，使教育过程本身既是有乐趣的，有益于儿童个人的，又是富有实效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这种教育观的直接的根本的目的是通过活动性、经验性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这个目的居于其他所有目的之上。

这种教育观体现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希望通过教育这种手段使不完美的现实走向完美的理想之境。

这种教育观的历史价值在于它立足于新现实、新理论的基础上，宣告了教育理论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

因此，美国教育家克伯屈认为，杜威是“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教育家”

[84]。

杜威的教育理论在20世纪的东、西方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其理论中的某一具体论点产生的，而是其理论的总体精神和基本观点引致的。

杜威的教育思想在美国教育的影响不仅在于推动了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而且对美国的整个教育领域（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两个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杜威把美国教育带入了一个新时代。

杜威是美国精神的代言人，更是美国教育精神的代言人。

杜威去过日本、中国、土耳其、墨西哥和苏联进行访问，对这些国家当时和其后的教育实践和理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更重要的，他的许多著述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杜威生前享有盛誉，死后却一度蒙受恶名。

杜威享有盛誉是当之无愧的，诚然，杜威的理论自身亦有很大的甚至于致命的不足，但他所蒙受的恶名却多是人们由于对他的误解强加于他的。

这种误解不仅存在于美国，也存在于中国，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现在。

美国学者布鲁巴克曾于1960年著文《对于杜威教育哲学的十大误解》[85]，详尽说明了美国对杜威的误解。

在美国，最大的误解是将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混为一谈，使杜威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代人受过的替罪羊，里科弗将军于1959年发表的《教育与自由》是这种误解的极端表现[86]，在苏联卫星上天后所造成的军事恐慌中，甚至连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于1959年加入了抨击杜威的行列。

[87]

虽然杜威理论中有不少不足之处，虽然杜威生前死后遭到不少批判，但这些并不能抹杀他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以及其理论对现实的重要意义。

在美国，杜威被认为是进步教育理论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这种认识无可厚议，可非议的是将杜威的理论与进步教育的实践混为一谈，实际上理论与实践是有区别的，实践在许多方面偏离了杜威的理论并引起杜威对实践的批判。

许多批判者将杜威与进步教育实践混为一谈，将实践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归咎于杜威，并因此抹杀杜威在教育理论上的深刻洞见。

这种全盘否定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

杜威提出并讨论了许多基本的教育问题，也许他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某些方案并不切实，但他提出的这些问题以及他提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直到今天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

美国学者克雷明认为：“进步主义派提出的问题中，在他们建议的解决办法中，许多是没有时间性的。”

美国学者万·梯尔认为，杜威、克伯屈、波特等人提出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学校计划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些目的和基础都明确后，学校应教什么？这些问题并没有过时，不会消亡，也不会被扼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新的教育技术学的倡导者们，各种形式的教育组织的倡导者们，对学科结构进行研究的拥护者们，早晚得正视这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并考虑所提出的可能解决办法”

。

万·梯尔指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那些解释者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和为我们时代寻得切实可行的答案所做的有关贡献，并没有过时。

它们一定并且必将继续存在下去。

它们终究将像观念世界中所常见的一样，以现代教育的种种新建议的形式，以靠我们的前辈而建立起来的新综合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

过于性急的掘墓人以及当前那些掘墓人的安慰者，随着20世纪的前进，将会发现他们误认的死尸恰恰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

[88]

杜威教育理论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不在于杜威所提出的某一具体的教育建议，而在于其教育理论所反映的总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