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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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5页）

因此，我从不在没有否定的情况下肯定，从不在没有肯定的情况下否定，因为肯定和否定都不能是最终的。

如果我对你寻求的最终答案的证实不能让你满意，我表示抱歉。

我对它的证实或许还不够清楚——我没有以“否”

来限定“是”

，以“是”

来限定“否”

，我没有足以尖刻到抛开所有误解——足以尖刻到让你看到，除了“是”

与“否”

，“否”

与“是”

所依赖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被保留下来。

然而情况或许也是这样：你对我答案的拒绝出于你没有真正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出于你没有问及上帝——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能彼此理解了。

所以辩证论者可能作出回答，而且他显然也是正确的。

但是，或许他是不正确的，因为甚至辩证法的方法都有内在的缺陷。

当辩证论者试图相信他依赖于自己的提问者去问真正的关于上帝的问题时，这一弱点便显露出来。

如果他真的说出上帝之语，如果他给出同时也是问题的答案，他便不会让自己的提问者摇头，或者认为自己尚未问到点子上。

他自己更可能对这一事实摇头——显然他自己尚未找到正确的答案，这一答案也将是其他人的问题。

他的表达基于一种可能性的预想，基于对在那个中心存在的活生生的原初真理的预想。

然而，他的表达本身并没提出这样的预想。

它不能，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预想。

它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否定，而这两者的确都涉及这种原初的预想，但都以它是自己所是的那种断言形式。

肯定的断言发出清晰的声音，否定的断言也是如此，但在最终的分析中，肯定和否定两方面对所主张的相同事物的进一步断言都是极度模糊的。

人类的表达如何才能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令人注目的含义呢？它如何能够被证明呢？这是在任何辩证法思考中，以特有的生动性提出的问题，因为这里所完成的一切都能够被用来促进其中的意义和得到证明。

但在一些场合，当辩证的表达似乎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时——对于一些柏拉图式的提问者，保罗式的提问者，改革派的提问者来说，似乎已经取得成功了——这并不是由于辩证论者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他所作出的断言，因为这些事实上都是成问题的，比他那大多数愤怒的批评家所怀疑的还要成问题。

是因为在中心地带的活生生的真理，以及上帝的现实性本身断定和提出了他的断言所依赖的问题，给出他所寻求的答案。

同时也是因为这既是正确的问题，又是正确的答案，尽管有他那含糊不清的和清晰的断言。

但是，这种可能性，这种当人们说出上帝之语时，上帝自己出来说话的可能性并不构成这种辩证法之路的一部分；相反它出现于辩证法穷途末路之处。

显然一个人是在没有神灵的强迫下去聆听辩证论者的断言的。

在这方面，比起教条主义者和自我批评家，辩证论者强不了多少。

教条主义者和自我批评家的真正弱点，他们在说出上帝之语方面的真正的无能为力，他们在说出别的什么东西方面总要依赖的那种必然性，在辩证论者那里，甚至好像被提升为一种更高的权力。

因为这种非常的原因——他把一切都与活生生的真理本身联系起来，而在他自己的论述中对于这种活生生的真理不可避免地缺乏只是必然成为一种更为痛苦的例证。

即便他的论述并不伴随着那种给予所有事物以自身真理性和意义的东西，即便上帝本身不会通过他来说出一句真正的话语——上帝自己的话语，那么也由于这种事实，辩证论者本身也将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只能作出让步说自己无法说出上帝之语。

上帝可以为自己说话，但这与其他人——教条主义者，自我批评论者，或许甚至是更为质朴的先知们所说的话无关。

人们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辩证神学家应当具有特殊的能力把人们引入只能由内开启的大门。

如果人们想象辩证神学具有一种特别许可证——至少在为上帝的行动路线做准备方面，那么就让他记住，辩证神学和它的自相矛盾对于这一目的所能作的并不超出一个简单明了的词：信仰和人性。

在与上帝王国的联系中，任何教学法都可能是好的，也都可能是糟糕的；一个板凳可能高到足以用暴力抵达天国，而一架最长的梯子或许短得无法做到这一点。

人们能够理解的所有这一切，人们所能进行的对所有这些可能路线的探讨（我只讲了那些值得认真思考的路线），总之使一个人能够成为牧师的东西——所有牧师都已含糊或清楚地理解或者探究过的东西——难道没有被淹没在困惑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