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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伦理解释1935选（第7页）

一方面，恶的存在是个谜，另一方面（也许太绝对了），恶得归咎于人的反常。

在所有先天不足都来自人类的违抗的意义上，有关堕落的神话使得后一解释过于绝对了，该解释是，人类对自然的冷酷无情和自然生命的短暂与死亡应负有责任，这一说法被人们过于笼统地接受了。

希伯来世界观的神话性基础使得希伯来精神可以享受生命的愉悦，而不必担心沉溺于其中；可以肯定人类历史的重要性，而不必避免担心过于尊崇人类。

在希伯来世界中，自然和历史都在赞美创造者：“天空宣告着上帝的荣耀，而苍穹则是他的作品”

，“啊，上帝，你的作品是多么的繁多！

是你的智慧创造了他们。

大地充满着你的慷慨”

，这样的情感大量地遍布于犹太人虔诚的文学作品中。

以赛亚二世，这个以其先知的洞察力将希伯来宗教推上顶峰的伟大人物，在上帝与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创造性接近和距离中，看到了上帝至上的权威。

上帝对他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

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

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抟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救主——以色列的上帝啊，你实在是自隐的上帝。”

（《旧约·以赛亚书》，第45节）“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

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

（《旧约·以赛亚书》，第40节）在这些崇高的神话性思维中，上帝作为创造者在其创造物中被揭示出来，但是他也作为创造者超越了其俗世，而且他的超验性达到了一个人类根本无法理解的高度（你是一个自隐的神）。

关于上帝是创造者的神话给先知宗教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宗教中，超验的上帝既是世界的最终审判者，也是世界的救赎者。

但是，这只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

常常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神话性宗教变得过于注重创世神话，因此，在上帝尚未对其不完美作出裁断之前，就将其世界作为神圣来赞美了。

这样做的结果是，神话宗教变成了圣礼宗教而非先知宗教。

正统基督教中的圣礼主义——即认为，所有的自然事物都是神圣超验的象征和模仿，并否定了关于先知宗教的现状和未来之间的张力——是先知宗教僧侣化的萎缩的产物。

在真正的先知宗教中，超越其所造尘世的上帝宣判了尘世的罪恶在于不公正，并承诺给人们以最终的拯救。

与理性和神秘主义宗教不一样，这种拯救从来不超脱于活生生的历史层面之上，而是在历史之中及其末端。

犹太人对于这种生命（灵魂深深地植根于犹太神话的血液中）神圣意义的执著，正是所有现代——自由的和激进的——自然主义的根源所在，尽管在原始的犹太神话观中，自然和历史的过程从来就不是自足、自明和自我救赎的。

上帝自会拯救历史（与自然主义不同，这正是神话宗教所强调的），但是，只有历史中的活生生的世界才会被拯救（与神秘的理性宗教的彼岸世界不同，这也正是神话所强调的）。

犹太宗教的先知运动为这样的论点——真正相信超验的信仰，是一种使宗教超越其自身文化、并从与垂死文化共同分享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的力量——提供了有趣的支持。

当巴比伦人流放了犹太人，结束了以神庙为崇拜中心的犹太文化宗教时，先知们挽救了犹太宗教，使其免于灭亡。

他们不仅挽救了宗教生活，而且通过对灾难的意义、各种苦难的救赎力量以及对不只包括以色列人命运的救赎的解释，使犹太教得到新的净化。

与之有某种程度的相似的是，虽然在奥古斯丁的信仰中，古希腊人的彼岸思想为圣礼宗教而不是关于超验的先知宗教奠定了基础，但奥古斯丁的信仰还是将基督教与垂死的罗马世界分离开来。

正统天主教使得古希腊—罗马文明在孕育它的子宫中得以幸存，但在古希腊—罗马文明中，以赛亚对历史末期救赎的希望却被一种通向在历史之上的超验境界的导引所代替，一种圣礼制度调整着超验境界与自然—历史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由是，正统天主教剥夺了先知宗教对未来历史的兴趣，并破坏了世俗存在特有的动态感。

因此，一个充满活力的先知基督教最终被迫不仅要维持独立于自然主义和彼岸世界的状态，还要保持自身纯洁来抗拒对其自身基本的先知神话所造成的圣礼性损害。

基督教在对圣礼的自满和神秘的彼岸理想两方面表现出背离先知宗教的倾向，这部分源于古希腊对其思想的影响，部分也在于它自身对先知宗教中宗教性张力可嘉的加剧。

耶稣的宗教是先知宗教，在这种宗教中，那些被以赛亚所阐释的有关爱和诸种苦难的道德观念获得了一种净化；这类观念在历史中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的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