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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存在的勇气的源泉的存在之力（第8页）

使人吃惊的是，居然有如此多的对罪过的焦虑从精神分析和个人咨询中冒了出来。

几个世纪以来，清教主义和小市民意识对人的进取精神的压抑所造成的人的有罪感，绝不亚于中世纪关于地狱和涤罪的说教所引起的有罪感。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说，决定我们时代的焦虑，正是对怀疑与无意义的焦虑。

人害怕已经失去或不得不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

这种处境就表现为当今的存在主义。

哪一种勇气能够把表现为怀疑与无意义的非存在纳入自身呢？在寻求存在的勇气时，这个问题最重要也最使人不安。

因为，对无意义的焦虑瓦解着对命运和死亡、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中还比较坚固的东西。

在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中，怀疑还未能瓦解最终责任这一确定性。

我们受到威胁，但没有被毁灭。

然而，如果怀疑和无意义占压倒优势，我们便感到落进了深渊，生命的意义和最终责任的真理都消失不见了。

没有这种感受的有两类人：一是斯多葛派，他们以苏格拉底式的智勇战胜了对命运的焦虑；一是基督徒，他们以新教的接受宽恕的勇气战胜了对罪过的焦虑。

对他们来说，甚至在因必死而绝望、因自我谴责而绝望时，意义也仍然得到了肯定，确定性也仍然得到了保持。

但这两类人在处于怀疑和无意义的绝望中时，则都被非存在吞没。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有没有一种勇气能征服对怀疑和无意义的焦虑？换言之，那被接受下来的信仰能否抵御以最激进的形式出现的非存在？还有，信仰能否抵御无意义？有没有一种信仰能够与怀疑和无意义共存？这些问题便导致我们去思考本讲座所述问题的最后一个方面，也是与我们时代最为息息相关的一个方面。

如果产生存在勇气的所有渠道都为我们对于这些渠道最终无用的体验所堵塞，存在的勇气又如何可能呢？如果生命与死亡同样无意义，如果罪过与完美同样可疑，如果存在与非存在同样无意义，存在的勇气又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

有些存在主义者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倾向于从怀疑一下跳到教条式的确信，从无意义一下跳到体现特定教派或政治团体意义的各种象征上去。

对于这种跳跃可以有多种解释：它或者是一种对安全的欲求；或者像每一决断那样的武断（存在主义认为任何决断都是武断的）；或者是一种感受，感到基督教启示回答了在对人类存在进行分析时提出的诸问题；或者是一种真正的信仰转变，不受理论的控制。

总之，每一种解释都不是对极端的怀疑问题的最终解决。

它使发生上述转变的那些人具有存在的勇气，但却不能解释这样一种勇气何以成为可能。

要解释这种可能，首先必须承认无意义状态。

如果这种解释还要求撇开这种状态，它就不是解释了，因为那状态是撇不开的。

还处于怀疑的制约与无意义的制约之下的人，是无法使自己摆脱这种钳制的；但他要求得到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在他的绝望状况以内才是有效的。

他要求得到我们称之为“绝望的勇气”

的本源。

如果不试图回避问题，那么就只能有一个可能的回答：对绝望的接受，这本身就是信仰，已算是存在的勇气。

在这种情形下，生命的意义被降低为对生命意义的绝望。

但只要这种绝望是一种生命行为，它就是否定中的肯定。

若带一点嘲讽意味，我们可以说对生命进行嘲弄，才是忠实于生命。

若带一点宗教气息，我们又可以说，我们把自己作为被接受者而接受下来，而不顾对这种接受所包含的意义感到绝望。

每一种极端的否定性，只要它是主动积极的，就含有这种悖论：为了能否定它自己，它必须肯定它自己。

没有一种真实的否定，就不含有肯定。

绝望所产生的隐秘快感，就是对自我否定所具矛盾性质的证明。

产生绝望的勇气的那种信仰，就是对存在的力量的接受，即使这信仰还受制于非存在。

甚至在对意义的绝望中，存在也通过我们而肯定它自己。

把无意义接受下来，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行为。

这是一种信仰行为。

我们已经看到，不顾命运和罪过而敢于肯定其存在的人，并没有消除命运和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