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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费希特的教育思想（第10页）

例如，在《计划》中，费希特花了3节篇幅谈了书本知识和讲演的区别。

早在1805年，费希特就在爱尔朗根大学做过一个题为《论演讲型学者》的报告，他把讲演比成活的知识传授，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必备的条件。

对于学生成绩的测试，费希特认为“绝对不能以学生机械背诵和模仿学习内容或照抄书本的能力来衡量其学习成绩，而是应以学生灵活运用其掌握的书本知识的能力来衡量”

。

[25]费希特主张，大学教师应在学生考试和解答问题时把注意力放在学生的理解能力上，看学生是否把书本或课堂讲授的知识消化成为自己的知识。

在《计划》中，费希特进一步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认知力。

在《计划》第9节中，他把知识测定方式分为三种：第一，答题。

在考试中不应注重学生是否照搬书本而答对了题，而是要看回答是否符合实际运用的要求。

第二，对话。

在口试中学生和教授应互相提问题，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是学术能力的反映。

第三，笔试或论文撰写。

在笔试中不应只看学生的模仿能力如何，而要测试学生是否具备在所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思想的能力，是否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费希特主张的这种测试学习成绩的方式成为德国教育的传统，至今仍然在德国大学中占很大的比重。

在大学改革设想中，费希特的“国民教育”

思想还具体体现在打破封闭、进行横向学术交流这一重点上。

在《建议》中，费希特提出，由爱尔朗根大学编辑一部《科学年鉴》，收集和发表普鲁士各大学的最新科研成果，同时，也收入学生的优秀论文和科研成果。

费希特提这个建议主要出于两个考虑：第一，为了最终统一德意志精神和由此达到德意志国土的统一，应建立普鲁士各大学之间的科研横向联系和科研竞争机制，从而打破思想和学术上封闭的局面。

第二，培养民族主义精神，发挥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和荣誉心，为德意志祖国而学习；同时，统治者可以发现为国家服务的优秀人才，储备优秀的政府官员后备力量。

因此，在《计划》第14节中，费希特写道：“我们的大学绝对不能建设成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大学应该同实际存在着的世界相联系……这是建设大学的基本点。

这就是大学里可学的东西和发展的东西。”

[2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在柏林建立一所高等学校的演绎计划》是费希特的一份浩繁的高校教育改革蓝图。

它不仅涉及大学的学习目的和内容、教学和测试方法，同时也涉及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行政管理。

这个计划虽然没有能在建立柏林大学时具体实施，但这些思想在费希特担任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时，部分地得到了试验。

由于费希特任期只有短短两年（1810—1812），所以这些思想不可能全部实施，但《计划》1817年发表后，对德国的高等教育发生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费希特的“知—德—行”

三位一体的“国民教育”

思想根植于他的哲学思辨。

在这种三位一体模式中，认知或理念在费希特眼里是“国民教育”

的起始点，道德学是“国民教育”

的核心，“国民教育”

的最终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达到理性的行动。

由于费希特的“国民教育”

方案，无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还是在物质上和形式上都是不现实的，所以它只停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层面上。

此外，费希特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在今天看来无疑有一定的负面消极性，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却有它积极的一面。

同时，必须看到，费希特的乌托邦式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时代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普鲁士政治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