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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第9页）

可惜这篇文章未完稿，而且这部不完整的手稿一直到1896年和1900年才公之于世。

洪堡写道：“在高等学府这个概念中……汇集了与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有直接关系的一切，这个概念的立足点是高等学府必须对科学这个词从深度和广度展开研究，不是说要有意识地把科学用于培养道德智慧，但无疑科学是培养道德智慧的最合适的材料。”

[28]显而易见，洪堡对科学的理解也是受新人文主义的影响的，认为真正的科学产生于人的心灵深处。

洪堡进一步指出：“高等学府的本质在于内部把客观的科学和主观的教育、外部把结束了的中学教育和刚开始的大学在自己的领导下结合起来，或者说是促使前者向后者过渡。

其中最关键的是科学，因为只要科学是纯粹的，那么即使出现个别的偏差，纯科学仍然会自动地全部被人正确掌握。”

[29]

在洪堡看来，经过前两个阶段“普通教育”

的人已具备自我判断的基本能力和从事科研所需要的“理性”

。

因此，这样的“人”

对纯科学有很好的驾驭能力，反过来，纯科学的掌握又可以促进个体人性的进一步完善。

洪堡认为：“只有在高等学府尽可能地把纯科学作为思想基础时，才能达到高等学府的目的，而独立和自由是这个领域的关键准则。

因为人类的精神作用其实质都是共同作用，而且不仅是要让一个人去弥补另一个人的不足之处，更是要用一个人的成功去激励其他人，使所有人共同的、本质的、在不同情况下单独或是派生的力量展现出来。

这样高等学府的内部组织必须创造和保持持续的、不断更新的、但又不是强制性的和唯目的论的合作。”

[30]在这里，洪堡进一步强调大学的独立和自由原则，明确地把独立思考、自主的科研和自由的纯学术竞争机制作为科研发展的辩证动力来看待。

这对打破当时德国各大学的学术封闭和信息闭塞状况意义十分重大。

而同时，洪堡又十分强调人类精神的共同作用，指出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把科研的自由和独立放在共同合作的基础上来进行观照。

在《论柏林高等学府的内外组织问题》一文中，洪堡还更为明确地指出，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不再是原来的“教”

和“学”

：“高等学府的另一个特点是把科学永远看作没有彻底解决的何题，因而永远处于科研之中。

通常中学教育只与固定的和既成的知识发生联系，而在大学里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完全是另外一种关系，教师并不是为学生存在，应该说教师和学生是共同为科学而存在。”

[31]可见，洪堡反对把大学中传授的知识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把它看成是一个开放的、不断调整改变的力量，大学的教学应该和科研相结合，大学学习是对学生科研能力的一种挑战。

洪堡所理解的“孤独和自由”

不是说大学应成为象牙宝塔，而是反对把学术看成是简单的继承，教授照本宣科陈年烂芝麻，而学生只是亦步亦趋没有任何创造。

他所要求的“独立”

是面对科学不断新的挑战所要付出的专心致志，这并非和他同时强调的“相互合作”

有悖；相反，每一个科学家都要积极投入，争取把科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学术工作的“独立”

决不排斥人类精神的“合作”

，而是科研和教学的自由的必要前提。

因此，洪堡提出的大学教育原则，诸如学术的独立和合作、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及科学的统一性等是一个彼此关联的有机整体，是不能割裂开来看待的。

最后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洪堡所提倡的“科学自由”

从国家和科学的关系看，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家必须彻底放弃对科学的任何干涉，国家的干涉往往会变成科研的障碍；其二是要保证科研人员有足够的资金，能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工作，不必为生计所迫，去从事和科研无关的行当。

“科学自由”

决定了大学必须独立于国家和宗教之外，国家除了供应必需的物资和选任适当的人员外，没有其他任何义务。

在这种意义上19世纪的德国新型大学，已重新恢复了欧洲传统上古老大学的某些优点，但这种新型大学不是建立在中世纪教会统一体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德国新人文主义的人性理想和科学工作的统一体的基础之上。

德国19世纪的新型大学成为一种自由追求真理的科学教育机构，因而吸引了欧洲各国的学生前来求学。

这和洪堡的大学教育改革无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