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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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限度（第5页）

只有当概念在思想的另一种能力中反映出来时，在他看来，这一概念才达到明晰而确定。

通过从表象的变动中剥离，并且在面对主体时被形塑为客体，这一概念就形成了。

如果这种分离不单单在主体中继续进行，如果他真正理解自身之外的思想，那么客观性仍然以更加完善的形式出现；这只在另一个像他一样的表象和思维的存在物那里才有可能。

在思想的一种能力和另一种能力之间，除语言之外，无其他中介。”

1843年，这一说法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那里被简化为一句格言：“真正的辩证法不是孤独的思想者与他自己的独白，而是我与你之间的对话。”

但是这种说法超乎对于事实的“反映”

，它指出在思想正当活动的原初阶段，内在活动与一个本真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内在的我产生关联。

在那里，现代哲学最真诚地渴望追寻人类生存基础的问题、境遇以及现状，在一些修正中，采取了更进一步的、重要的步骤。

这里肯定不仅仅是你接受我，并且与我进行哲学探讨。

更为卓越地，我们有与己相对的你，因为我们真正拥有以其他方式思考它物的他人。

同样地，这也不是空中楼阁中国际象棋的游戏，而是坚实大地上人们有所约束的活动，其中，一个人不可抗拒地意识到他人的他性，但在未实现的时候根本不会提出质疑；一个人将其本原置于他的思考之中，在对它的关系中思考，在思想中诉说。

然而，现代哲学影响下的人，不再以这种方式在无法触及的纯粹观念领域中思考，而是在现实中思考——他是在现实中思考吗？不单单是在被思想塑造的实在中思考吗？以此方式认可和接受的他人不只是被思想塑造而成其为非现实的吗？我们这里提及的思想者拥有与他性的具体事实相似的东西吗？

如若我们严肃对待在我与你之间的思考，那么仅将我们的思想投向为思想所塑造的思想的它物是不够的。

我们也应运用这种思想，恰好这样的运用，在生活中朝向他人，他人不是被思想塑造而是具体呈现于我们面前。

我们应该具体朝向他具体的生活，而不应该朝向另一个思想者的生活。

关于思想者，除了他的思想外我们期望一无所知，即使他人是一个思想者，也应该朝向超越他思想的具体生活——更应该朝向他个人，思想的活动必然属于他个人。

思想活动何时将忍受、涵盖、涉及面对我们的活生生的人们的出现？思想的辩证法何时将成为对话，成为严格依据思想术语的、与此在之人进行的一次不动感情亦不轻松的对话？

爱神

希腊人区分一种强有力的、创世的爱神和轻柔的、心灵之中的爱神；也区分了神圣的与世俗的爱神。

这两种区分于我而言似乎都未涉及绝对的区分。

因为世界产生的欲望之神，雅各布·格林进入灵魂的世界，并以专横恶魔般的方式完成了宇宙起源的工作，就像为存在物授粉的中介：他是伟大的、为心理机制起源而授粉的蝴蝶。

潘多莫斯神（假设他是一个真正的爱神，不是厚颜无耻地装作更高级爱神的普里阿婆斯），只需振动羽翼即可在身体的游戏中揭示原初之火。

当然，有疑问的是爱神是否没有损耗飞行能力，是否在严酷的犯人生活中遭到谴责，或者支配属于凡俗之爱的琐碎行为。

相爱者的心灵互为对方做事；但是在“折断羽翼”

者的规则下折断了羽翼（因为他的有力和无力通常显现在他们的力量及其无力之中），他们萎缩于所在之处，每一个人都在巢穴之中，而不是飞向他们所钟爱的对方，在那个超出靠近的、“知晓”

的世界中。

忠诚于关于对话的、有着坚硬翅膀的爱神的人们知道所爱的人的存在。

他们在简单的显现中体验了特殊生命——不是作为可见可触之物，而是由“内在”

到“外在”

，由神经来支配运动。

然而，这里我只指两种截然相反的体验——更多的是一种稍纵即逝的体验——同时又是静止的。

那里是头脑的偏爱——你感觉到灵魂是多么欣赏颈上的头颅，你觉得它不在你的头颅上而在别处的他人身上，在一个被爱者的身上，而你自己好像没被掠走，你就在这里，感受着自我的存在，接受着头脑的偏爱与指示，成为对自己无言之言的回答。

在这静止之中，你进行也体验着对话。

二人忠于对话的爱神，相互爱着对方，他们从对方那里接收到的事件是同样的，即他们从两个方面接受同一件事情，因而首次具体地理解到一个事件到底是什么。

断翅的爱神的王国是一个反应与映像的世界。

但是，伤翅者控制之处就没有映像。

因为在那里，我——心中充满爱转向他人——被爱者，他具有他性，是独立的、能够自我实现的，我用尽内心意向的全部力量转向他。

我确实转向了他，正如转向一个正在转向我的人，但是就在这一被充分理解，但却不为我所理解的现实中，我转向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