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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国教育学的重建02（第8页）

早在1949年后不久，因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中国教育史学科教学的客观需要，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去构建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这一问题，引起了新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的思考，他们开始尝试新的路径。

1952年，沈灌群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中国教育史学科教学拟订了一个“中国教育史教学大纲（草案）”

，按历史发展阶段，把中国教育史划分为古代（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近代上（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和近代下（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部分。

②这是1949年后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大纲，对我国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五，创办中国教育史研究班。

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均创办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班。

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研究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中国教育史研究班。

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的开设，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中国教育史方向的学术人才，也改变了之前只注重知识传授而不注重专业人员培养的不利局面。

同时，中国教育史不再仅仅作为一门课程而开设，它已发展为一个专业，制度也日益规范。

中国教育史通过培养专业人才拓宽了之前依靠著作、课程进行发展的路径。

4.教育心理学的重建

1949年后，我国教育心理学同教育学、教育史学科一样，也面临着重建的任务。

1949—1956年，我国主要是翻译、引进并学习苏联的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并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资产阶级的心理学思想，改造与建设中国的心理学，先后编写了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心理学教材和参考书，编写了《课堂教学心理分析》和《怎样了解学生个性心理特征》等学习材料。

在学习苏联心理学的过程中，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形成了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和巴甫洛夫学说以及苏联心理学的热潮，他们认为学习苏联心理学就可以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提出了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在巴甫洛夫学说基础之上改造心理学的口号。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开始初步掌握条件反射实验方法，建立了动物和人类条件反射实验室验证巴甫洛夫学说的经典实验，并开展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评论和试探性的研究，如在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领域开展关于儿童两种信号系统相互关系的实验研究。

1957年，我国心理学工作者针对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开展了心理学如何联系实际为经济建设服务问题的讨论，使科研工作者意识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

虽然讨论也产生了偏向，如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有所忽视，但心理学工作者纷纷到工厂、医院、学校等部门开展了心理学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工作，推动了教育心理学等应用心理学科的发展。

然而，1958年8月，一场波及全国的“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

的运动，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支持“心理学是社会科学，有阶级性”

的看法，批判“心理学是中间科学或自然科学”

的观点，认为这是把人的心理“抽象化""生物学化”

“不要人的阶级性”

，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

这场批判把心理学老专家当作“白旗”

拔掉，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引起思想混乱，打击了心理学工作者的积极性，阻碍了教育心理学学科的发展。

1959年，心理学界纠正了这一错误，开展了关于心理学对象、任务、方法和学科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

1960年1月，

国心理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总结精神，全面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①，我国心理学又逐渐恢复了正常发展，教育心理学也进一步受到重视。

1959年9月至1960年7月，中国科学院心理所与17个省20多个师范院校协作，以“全日制中小学学制改革问题”

为中心，广泛开展儿童心理，语文、数学教学心理和劳动教育心理等方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1960年9月继续进行第二期协作。

1962年2月20日到28日，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召开教育心理专业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积极开展教育心理学（包括一部分儿童心理学）研究，以配合当时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潘菽在会上做了《关于开展教育心理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报告，就教育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必要性、积极开展教育心理研究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已有基础、教育心理学今后的主要研究任务、怎样开展教育心理学研究工作四个问题做了阐述。

①会议共收到论文和资料104篇，选编了其中的17篇，以《教育心理论文选》为书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2年8月出版。

上述协作研究和会议对促进我国教育心理学的重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我国教育心理学的重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各高等院校陆续开设教育心理学课程。

由于开设教育心理学课程，潘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本适合当时中国教学需要的《教育心理学》于1963年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