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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视野下移 教育史学领域的新突破（第2页）

作者认为，教育史学的学科性质主要姓“史”

，而不是姓“教”

，并从教育史学产生的途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研究规范以及与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五个方面加以论证；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为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育史学的研究重心应该下移到日常教育问题、普通民众、民间生活和大众需求；教育史学的研究方法的“三维系统方法论”

，具体来说就是，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应该是一个由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一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三个大的方面及其相关层次构成的研究系统；教育史学应批判地继承中国优良学术传统，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史学体系；教育史学研究者应具有“史德”

“史识""史学""史才"四种美德；教育史学基本走向之一就是多元化，包括教育史学理论的多元化、教育史学方法的多元化、教育史学研究对象的多元化、教育史学成果形式的多元化等。

随着问题讨论的深入，张斌贤和周洪宇继续对教育史学的发展进行持续不断的深入探索。

张斌贤发表了《探寻教育史学科重建的出发点》①《从“体系时代”

转向“问题时代”

: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振兴的路径》②，继续寻找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出路问题，并试图给出可以尝试的路径和方法；周洪宇则出版了学术专著《创新与建设：教育史学科的重建》③，逐步形成了关于教育史学基本问题的系统认识，为新时期教育史学科的重建指明了可以努力尝试的学术方向。

同时期其他教育史工作者也展开了教育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初步形成了关于教育史学理论的学术共识，并成为指导教育史学科重建的重要理论力量。

正如学者们指出的，作为“中级理论”

的教育史学理论在成为学术关注的热点的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自身发展的理论水平的提升，体现了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二、以三分法为出发点的教育活动史研究

周洪宇任总主编、申国昌任副总主编的八卷本的《中国教育活动通史》，是以倡导三分法为出发点的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正如《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的“总序”

所言：“百余年的中国教育史学发展历程中，尽管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等几套大部头通史以及各种专题史相继面世，但就总体而言，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两个方面，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形成了思维定式，仿佛教育史只包括这两大领域。

殊不知，还有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一块内容，那就是教育活动史，而长期以来置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

我们意欲本着‘史论结合’‘古为今用’的原则，重点研究教育活动史，以补过往研究之缺失。

试图通过大量第一手史料来构筑不同历史时期各类教育活动的轮廓，梳理教育活动历史脉络，力求生动再现活动层面的教育历史，总结不同时期教育活动的特点与规律，找寻历代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基点与源泉，重塑教育历史的完整图景，重构教育史学的学科格局，并为当今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①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在“总序”

②中对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宗旨、基本原则、研究取向、史料来源、研究方法、表达方式等进行了论述，具体内容为：①坚持全景式总体史观的研究宗旨。

研究教育活动史，应当将其放在大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并对教育活动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研究，力求对教育活动历史进行“全景式”

总体把握。

②注重微观、日常、实证研究的研究原则。

倡导多微观研究，少宏观研究；多事实研究，少理论研究；多日常叙事研究，少宏大叙事研究。

③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研究取向。

教育活动史研究应当树立问题意识，首先应当将研究的重心转向教育学的具体问题、微观问题和日常问题。

④树立大史料观的史料来源。

教育活动史研究理应树立大史料观：其一，地上史料与地下史料并重；其二，正史史料与笔记小说史料并行；其三，文字记录与口述史料并举。

⑤“视情而定”

，善加选取的研究方法。

教育活动史研究倡导一个由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一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三个大的方面及其相关层次构成的系统，构成了最高层次、中间层次和最低层次的三个层次相辅相成的方法论体系。

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意理论、方法与问题的相容性、相适性，做到“视情而定”

。

⑥采取“善序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