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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礼制与大小宗（第8页）

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

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民闻公命，如逃寇雠。

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

政在家门，民无所依。

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

’况日不悛，其能久乎？”

从上叔向所言可知晋公室已衰落的情况：“公乘无人”

，说明晋侯已失去对军队的统治能力与权力，“公室之卑”

，“政在家门”

，说明晋侯公室已衰落不堪，而政治权力已落入卿大夫手中。

问题是这些公室是如何衰落下去的？叔向谓公室奢侈无度而失去民心，晏婴谓齐侯失民、陈氏得民而公室衰败，私门兴盛。

这实际上反映了卿大夫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能够用轻徭薄赋甚至无息无利、还能给民众许多好处的方式尽量使民众百姓依附，私门则力量更强大，公室便成了空架子。

卿大夫阶层经济和政治实力的不断增强，反映了宗法分封制自身存在着致命的痼疾。

按照宗法关系所实行的分封，君主对臣下“胙之土而命之氏”

，他们实际上也成了有土地、有宗族的封君。

他们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宗族，尽管他们对大宗君主的诸侯是小宗，但到自己的小宗族中却成了本族的大宗宗子，在封地之中是有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实权的君主。

在卿大夫这块封地之中，诸侯对经济、政治方面都没有力量直接去支配。

卿大夫可以在他得到的封地中筑城并建立宗庙，对这块封地上的私臣、私徒属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诸侯君主无权干预卿大夫对自己封地上私臣和人民的处理和统治权。

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晋祁胜与邬藏通室，祁盈将执之，访于司马叔游。

叔游曰：‘《郑书》有之：恶直丑正，实蕃有徒。

无道立矣，子惧不免。

……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讨，国何有焉？’遂执之。”

祁盈是晋国卿大夫，他代表自己祁氏家族要逮捕祁胜与邬藏，去向司马叔游征求意见，叔游建议他放了这二人。

祁盈说“祁氏私有讨，国何有焉”

，杜预注云“言讨家臣，无与国事”

。

依祁盈看来，祁胜和邬藏是他自己的家臣，与诸侯国君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他自己可以处理他的家臣。

而卿大夫的族人家臣如果背叛自己的宗族宗子，而直接效忠于诸侯国君，这是不合礼制的。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述鲁大夫季平子执政后，对家臣南蒯不好，南氏打算“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

、“以费为公臣”

。

但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认为是有罪的：“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

即使南氏表明自己是为了加强公室的实力，但他这么做却背叛了自己直接的主子。

而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他与公室国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正是由于这种宗法封建制的特点，随着卿大夫自己宗族势力的日益膨胀及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便和公室争夺民心，扩大依附民众，于是便出现了“陪臣执国命”

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