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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民国风俗变迁的特征（第3页）

只是指一部分中国传统风俗，而决非全部，前面提到的“风俗西化”

中的中西风俗，也是指一部分而非全部。

这样中俗西化的结果是中俗、西俗在很多方面彼此交流、共存共容。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按胡适的说法，就是“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

这就是古往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中国本位’。

这个中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

[37]。

胡适进一步解释说：“如饮食衣服，在材料方面虽不无变化，而基本方式则因本国所有也可以适用，所以至今没有重大变化：吃饭的，绝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绝不能都改用刀叉”

[38]。

风俗西化在城市显于农村，在沿海显于内地。

这是因为城市、沿海地区经济力、文化程度较强较高，而传统力量在农村、内地势力较大。

另外，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民众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早、程度也较深，而洋人也多集中在那里。

此外，在民国风俗西化的实践中，还始终伴随着理论上的争辩。

对风俗西化的问题民国思想界颇为重视，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辩，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即最充分的肯定和有保留的肯定。

第一种意见以陈独秀和陈序经为代表。

陈独秀采用直接比较的方法，肯定西俗新俗，抨击中俗旧俗。

他指出，在民族性上，“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

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39]对于西人恪守法律、淡薄人情的习惯，他也予以称赞。

当时一些人看到西人亲戚之间，也“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

，就“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

，陈独秀认为这些人都是见识短浅之辈，认识不到这样的习俗可以使人避免因私情而违法。

在讲到夫妻关系时，他说：“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又为一事。

恋爱为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妇关系，乃法律关系，权利关系，非纯然爱情关系也……亲子昆季夫妇，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权利义务之间，自不得以感情之故，而有所损益”

[40]。

这样，就可以杜绝封建的血缘家族观念，使个人权益得到保障。

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陈独秀“扬西抑中”

的态度也很明确。

“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

虚文炫世，其害滋多！”

[41]

在做了上述比较后，陈独秀总结说，中国旧俗中属“恶风”

者甚多，而“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

，而多数中国人却把虚文感情作为风俗淳厚的象征，这使他很不满意，“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亲情，内恒愤忌。

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受之者习为贪惰，自其生以弱其群耳。

以此为俗，何厚之有？”

而西俗以法治实利为重，虽不免刻薄寡恩之嫌，但却可以使人养成独立的精神，大家也会各守己利，不相侵扰，社会经济，也会因之井然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