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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马克思现代主义和现代化102（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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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好辩的攻击之外，现代主义还总会引发一些层次完全不同的反对意见。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采纳了歌德关于一种“世界文学”

正在出现的想法，并且说明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如何正在产生一种世界文学：“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马克思的说明能够作为从他那个时代到我们这个时代繁荣兴旺的国际现代主义的一个完美规划：一种胸襟开阔多方包容的、表达了各种现代欲望因而是全面的，以及尽管有资产阶级经济的介入但仍然是人类“共同财产”

的文学。

然而，要是这种文学毕竟不是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是普遍的呢？要是它最终成为一种排他的褊狭的西方文学呢？这种可能性最初是在19世纪中期由俄国的各种民粹主义者提出来的。

他们争辩说，西方现代化的爆炸性气氛——社会的破坏和个人的心理孤立，大众的贫困和阶级的分化，源于令人绝望的道德和精神无政府状态的文化创造——很可能是一种文化的特殊表现，而不是整个人类必然会去追求的一种铁定的必需品。

为什么其他的民族和文明就不可以把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的可能性和需要更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呢？简而言之，只是在西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这种信念有时候是以一种自鸣得意的教条表达出来的，有时候却是以一种绝望的希望表达出来的。

随着革命政权在各个欠发达地区和国家掌了权，20世纪目睹了各式各样的想要实现19世纪民粹主义梦想的尝试。

这些政权以许多不同的方式，都试图取得19世纪的俄国人所说的成就，从封建主义跳跃到社会主义；换言之，要借助于英勇的努力，达到现代社会的高度而避免现代分裂的深度。

这里不适合探究今天世界上可能存在的许多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但可以指出，尽管今天的政治体制十分不同，可是如此多的政治体制似乎都有一种共同的强烈欲望，要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彻底清除掉现代文化。

它们的希望是，只要不让人民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它们就能在一个坚固的阵线中动员起来，去追求共同的民族目标，而不是让自己消亡在大量的指导之中，追求自己多变而无法控制的各种目标。

诚然，要否认现代化能够遵循各种不同的道路，那是愚蠢的（的确，现代化理论的全部要旨就是要探明这些道路）。

没有任何理由，要每一个现代城市都像是一个纽约或洛杉矶或东京。

然而，我们需要仔细考察那些为了自己的好处而要他们的人民免受现代性影响的人的目标和利益。

要是现代文化的确完全是西方的东西，从而如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所言，与第三世界无关，那么这些政府还需要如它们所做的那样，耗费大量精力来压制这种文化吗？被它们突出为外来世界的东西，作为“西方的腐朽行为”

而被禁止的东西，实际上乃是它们自己的人民的能量和欲望以及批判精神。

当各个政府的发言人和宣传机构宣称，自己的国家应当避免这种外来的影响时，他们真正要说的只不过是，他们已设法在政治和精神上密切注意他们的人民。

而当这种照看停止或被迫停止时，首先冒出来的东西之一就是现代主义的精神：它是被压制了的东西的回复。

正是这种现代主义的精神，既是狂热的又是嘲弄的，既是腐蚀性的又是献身性的，既是荒诞不经的又是现实主义的，使得拉美文学成为今天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文学——虽然也正是这种精神，迫使拉美的作家流亡到欧洲和北美进行写作，逃避自己国家的言论检查人员和政治警察。

正是现代主义文化，鼓舞了“布拉格的塑料人”

的难以忘怀的强烈的电子摇滚音乐，这种音乐在成千上万个关闭的房间里，用走私进来的盒式录音带播放，甚至当音乐家在集中营里受煎熬的时候。

正是现代主义的文化，使得我们在今天的许多非西方世界里还能够看到批判的思想和自由的想象。

政府不喜欢现代主义文化，但从长远看它们也没有办法。

只要它们不得不在世界市场的大漩涡里沉没或游泳，不得不不顾一切地努力积累资本，不得不发展或分崩离析——或更确切地说，按一般的结果，不得不发展并且分崩离析——只要它们如帕斯所说，“被判处了现代性”

，它们就必然会产生出将告诉它们的任务和它们的身份的文化。

因此，随着第三世界日益陷于现代化的变动中，现代主义远远没有衰竭，而刚刚在开始发挥作用。

在结束本章时，我想简要地评论一下马尔库塞和阿伦特对马克思提出的两个批评，因为它们引出了本书的一些中心问题。

马尔库塞和阿伦特的批判是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阐述的，但似乎于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浪漫主义的存在主义背景中就已形成。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论证可以回溯到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在19世纪40年代的争论；不过，他们提出的问题在今天尤其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