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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育的文化转向（第3页）

认知革命中的计算倾向将认知等于计算，这种狭隘的认知观偏离了认知革命的初衷。

布鲁纳认为认知主义原本该是一个视野宽阔的运动，充满对人性与意义的关怀。

认知的基础是意义的生成与建构，他试图建立一种广义的认知概念，这种认知概念不仅包括感知觉、还包括直觉、情感、信仰、意志等高级心理行为。

他对于认知革命的初衷遇到的世界的意义，然后提出有关形成意义过程的假设。

这种假设关注的是人类用于构建和形成有关自己和世界的意义的符号活动。

第二，促使心理学与人文科学、社会学科这些解释性的姊妹学科联合起来。

①根据其最初的目标，认知革命需要的是心理学与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历史甚至法律学科联合起来。

难怪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的早期成员包括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还有新建构主义的倡导者古德曼。

在认知革命在取得巨大进步和长足发展的同时，却也正在悄悄偏离着正轨——它在被分裂和技术化。

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反而是计算主义。

随着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把人脑和计算机进行类比，大量的计算机科学中的术语开始进入了心理学研究的领域，人们可以用存储器、缓冲器、信息储存、信息提取等概念来描述人类的认知，人们开始借鉴机械智能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的智能，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逐步成为心理学发展中的主流，将认知心理学变成了一门计算机科学，当初的研究重心由“意义”

转向了“讯息”

，显然，从意义的生成到讯息的处理，这些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布鲁纳认为，这是认知主义的不幸，认知主义虽有局限性，但仍有其合理性，问题出在狭隘的计算主义身上。

因此，布鲁纳认为文化主义的对立面是计算主义，而不是认知主义。

为使认知心理学重新回到认知革命的初衷，还认知革命以本来面目，布鲁纳成为当时少数几个率先举起文化旗帜的心理学家之一。

研究视角从关注个体转向更为宏观的、影响个体发展的文化，将文化前置，将个体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引导心理学走出个体的狭隘圈子，开始“社会化”

，这即是当代西方心理学遭遇危机之后的文化转向。

四、文化心理学及其教育意义

布鲁纳倡议的文化心理学，这种“心灵中的文化”

未能与当时的任何一派心理学完全切合，它完全超越心理学，而是以当今的灵长类研究、人类学、语言学、涂尔干式的社会学等为基础。

维果斯基主义者柯尔把文化心理学称为

第二心理学，布鲁纳赞成这一论断，因为它表明了从原来

的“第一心理学”

的脱胎换骨，而不再属于同类知识体系的意思。

而更为激进的文化论者席尉德对于文化心理学的表达得更为清晰与直接：文化心理学不是普通心理学、不是跨文化心理学、不是心理人类学、也不是民族心理学，它是一个重新萌生的学科，主张进入个别生活脉络中寻求心灵的种种特殊表现。

这个意思是“只有文化实践中的心灵，而没有特别可以从文化脉络中绌绎而出的抽象心灵物；只有在意欲之中的心灵，而没有不动的心灵。”

①这样的脱胎换骨的确是彻底的，所谓激进，也正是这个意思。

布鲁纳倡导的文化心理学，是将心理学的个体主义予以彻底的社会化，糅合置身在地的实践知识理论，然后从20世纪语言哲学的人文研究里取出最为核心的方法论——叙事法和论述分析——来安置这一社会化的过程。

为什么个体化和社会化之间不能各安其所?心理学是研究个体性和心灵本质的心理学，而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体制和社会化的社会学，为什么要让它们之间成为像知识演化一样的过渡关系呢?为了解释这种关系，布鲁纳认为“心灵的独特奥秘，就在于它本身具有隐私性且禀赋着主观性，但尽管它有那么多隐私，心灵还是不断创生了公共的产物——这‘公共的产物’就是指在世界之中透过符号系统（譬如语言）而保存和传达的公用知识。”

①

事实上，长久以来，教育学仰仗心理学来界定教育的主体。

当心理学不能理解“社会主体”

或“文化主体”

的存在状态时，我们的整套知识体系通过各级学校教育而把我们歪曲地塑造成“个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