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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教育文化观的价值与未来（第2页）

②。

这种转变见证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同时也见证了布鲁纳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心理学为背景的教育思想转变，下面就布鲁纳教育思想探索的轨迹做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回顾：

一、始于“教育过程”

的探究

行为主义在西方心理学中的统治地位，从而引发了一场认知革命，因此，布鲁纳被誉为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建筑师。

1959年布鲁纳受全国科学院之邀，主持了著名的伍兹霍尔会议，次年出版《教育过程》，更使他代表了皮亚杰结构理论而成为发展心理学的经典之作。

其后，他又出版了包括《论认知》、《教学论》等有关认知发展和教育方法的名著。

第一次认知革命与当时的行为主义的研究倾向有关，此外，当时美国所面临的世界“冷战”

格局也会成为这种强化以认知以提高教育效率的教育改革背景。

“冷战”

不只是意识形态和武装的竞赛，它同时也是“科技”

的战争。

当时的学校被指控为制造“知识鸿沟”

的罪魁祸首——我们的学校在无休无止的冷战中，能不能使美国在科技上保持领先于苏联的地位?所以教育改革运动的首要焦点会落在自然科学和数学上。

外在的纷扰变成内在关切的前提，布鲁纳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旨在大力提高美国基础教育的效率和质量，成为科学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这场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运动，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甚至世界许多国家的教育制度和体系。

二、转至“教育文化”

的求索

20世纪60年代“发现贫穷”

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的时代，使得布鲁纳从自满而又不自觉的教育改革之梦中醒来——特别是发现贫穷、异化和种族歧视对于心灵生活有着强烈的冲击，以及这些社会疾病对于儿童成长的侵害的程度之深。

越来越清楚的是，教育并不仅仅是传统学校里面所体现的课程、标准与测验等方面，渐渐地，布鲁纳从积极主张进行课程改革中脱离出来，转为冷静而更深入地思考如何解决新教学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开始密切关注美国社会问题和教育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教育的适合性》、《有意义的行为》和《教育的文化》是其用更宏观的角度思考教育问题的代表作。

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遭遇严重危机，出现了计算机倾向，这种狭隘的认知观偏离了认知革命的初衷，布鲁纳认为认知主义原本该是一个视野宽阔的运动，充满对人性与意义的关怀。

而认知革命在取得巨大进步和长足发展的同时，却也正在悄悄偏离着正轨——它在被分裂和技术化。

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反而是计算主义。

为使认知心理学重新回到认知革命的初衷，还认知革命以本来面目，布鲁纳成为当时少数几个率先举起文化旗帜的心理学家之一。

研究视角从关注个体转向更为宏观的、影响个体发展的文化，将文化前置，将个体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引导心理学走出个体的狭隘圈子，开始“社会化”

，这即是当代西方心理学遭遇危机之后的文化转向。

三、对布鲁纳教育结构—文化转向的评价与反思

布鲁纳教育思想从结构到文化的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提倡学生个体的发现学习到主张建立学习共同体；其二，研究视角的转变，从关注教育中的个体到关注与教育相关的文化等宏大的视角；其三，从关注儿童的内部认知结构到重视意义的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