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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哲学与行哲学（第2页）

[4]。

也可以说，他“知”

哲学而不“行”

哲学，不身体力行。

前者往往兼作政治家、道德家，后者则往往脱离实际，对哲学做学究式的研究，在自己的哲学推理和论证中自得其乐。

这当然不是说西方传统哲学家不讲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相反，他们大都有自己的系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或则与他们本人的生活虽有紧密联系，却与他们的哲学思想并无紧密联系，或则与他们的哲学思想虽有紧密联系，却与他们本人的生活并无紧密联系，他们都不像中国的儒家哲人那样，其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既与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与哲学家本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5]，甚至于哲学家与政治家、道德家，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伦理思想都是同一的。

西方哲学的这种特点大都表现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

上面所说的西方传统哲学主要地也是指近代哲学。

这仍然是由于上面已提到的主客二分式的发展所造成的。

主客二分式和主体性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模式和原则，故上述特点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表现得较普遍、较明显。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不是这样，他们的情况和中国儒家颇有些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

就很像中国儒家的“内圣外王”

之王。

[6]

3.西方现当代哲学重“为道”

的趋势

西方现代哲学家尽管仍然保持近代哲学史上的基本情况，但已经有接近中国传统的趋势。

在这一点上，我倒是不完全赞同金岳霖的看法。

金岳霖在“中国哲学”

一文中认为西方现当代的哲学家与中国哲学家“大异其趣”

，“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

。

至于西方现当代，则“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已经一去不复返”

，“现代苏格拉底是再也不会有的”

。

[7]金岳霖的主要理由是求知有分工，“每个知识部门都取得了很多专门成就，要我们这些庸才全部掌握是几乎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不必野心勃勃地要求某一位学者独立统一不同的知识部门”

[8]。

我以为分工明细固然使哲学家不可能再像苏格拉底那样集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于哲学家一身，不可能使哲学家同时成为政治家、道德家，就像中国哲学的情况那样，但西方传统哲学之所以具有哲学或哲学家与实际生活（政治生活、伦理道德生活等）的联系不那么紧密的特点，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

中国儒家哲人的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的思想态度决定着儒家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道德家，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的思想态度及认识与实践的理论决定着西方近代哲学家与实际生活有不同程度的分离的特点；至于西方现当代哲学中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至后结构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则大反主客二分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提倡的实际上是类乎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当然不是儒家式的天人合一），他们都把哲学思想与人的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而人的实际生活在他们看来，不仅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也不仅是道德行为，而更重要的是人的感情、情欲等，他们大都公开反对做书呆子式的、学究式的学者，反对那种把人看作是只有认识，只知向自然索取而没有感情、情欲，只知理性至上而无非理性因素的干巴巴的观点。

克尔凯郭尔、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萨特等基本上都是如此。

他们不一定全都像中国儒家哲人那样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道德家，但他们都关心实际生活，以致关心政治生活，他们的哲学都是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人生哲学，他们也都要求身体力行自己的哲学，要求“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

，这一点却是和中国儒家哲人非常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