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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哲学史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特征（第3页）

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戴震甚至严厉斥责人死于理甚于死于法之残酷。

鸦片战争以后的先进思想家大都反对儒家的“天命”

观。

谭嗣同认为名教既非“天理”

，也非“天命”

，而是在上者压制在下者的工具。

章炳麟断言既无“天”

，也无“帝”

，强调一切决定于“人力”

。

西方中世纪，压在人们头上的是教会神权，是基督教的上帝，与此相似，几千年来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则是儒家的“天理”

和“天命”

。

西方近代哲学史是推翻教会神权的历史，中国自明清以后的近代哲学史是开始向“天理”

、“天命”

挑战的历史。

“五四”

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它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大口号颇似西方文艺复兴中人的发现与自然的发现。

西方“文艺复兴”

的两大发现为此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式和主体性原则提供了思想准备，中国“五四”

运动所提出的两大口号则是自明清以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一次总结：既是对主—客二分式和主体性原则的转向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发展自然科学知识和反儒家“天理”

、“天命”

的一次总结。

“五四”

运动为进一步建立主—客二分式和主体性原则，反对以“天理”

压人，发展自然科学，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国哲学史迄今仍在沿着“五四”

的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