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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规划与发展规划法的关系（第2页）

第三，发展规划法是对违反规划行为进行问责的依据。

发展规划从开始编制，就会触及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利益集团等主体的利益，这些主体会想方设法推动一些项目进入规划，也会阻止一些项目进入规划，使规划成为某些地方、部门和利益集团通过国家意志合法谋取利益的工具。

同时，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的需要，规划编制成了重点公关的对象。

在发展规划实施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譬如，某些地方政府或部门遇到就业压力、节能减排难度增大和房地产调控等问题，而采取有选择性的规划执行，对有收益的、能带来好处的就坚决执行，反之能拖就拖、能了则了。

[24]凡出现上述情形，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等导致规划失误和执行中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但现实情况却是少有问责、追责。

究其原因还是对违反规划行为进行问责缺乏法律依据或者问责机制不健全。

因此，发展规划法应当明确规定违反规划行为的责任，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发展规划的有效实施，促使各级政府落实国家规划；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规划的科学性和规划的严肃性。

通过发展规划法途径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与问责机制以约束规划行为，使得违反规划行为的追责、问责有法律依据和法定程序，是十分必要的。

（二）发展规划实践对完善发展规划法的促进

第一，发展规划实践促进《发展规划法》的尽快出台。

在我国实行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制度已有60年，编制了12个五年规划（计划），各级规划编制部门和规划工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体制条件下，从事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工作，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和方法。

例如，将规划指标区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类，强化了规划的导向性和约束性；明确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及发展方向，充实了规划在空间方面的内容；建立规划实施监督机制，完善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制度，加强对规划实施的即时监测，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以及社会公众对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作用等。

这些都为《发展规划法》的制定准备了立法实践基础。

我国尚未制定《发展规划法》，与财政预算和金融方面的立法工作相比而言，发展规划工作立法严重滞后。

编制和实施规划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应当纳入依法行政轨道。

目前，各方面普遍认识到制定《发展规划法》的必要性。

九三学社中央向全国政协大会提出的《关于做好“十二五”

规划制订与实施的提案》很有代表性。

提案指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战略性、纲领性、综合性规划，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科学编制规划并依法实施，才能真正发挥规划对国家今后五年甚至更长时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指导作用。

为提高规划编制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应尽快出台《规划编制条例》，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程序编制规划。

目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监督等方面的实践工作遇到的程序问题较多，规划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明确的法定程序。

只有靠一系列民主、科学的程序，才能制定出完备而翔实的规划，才能保证规划最大限度地体现多数人的意志，真正反映经济发展的规律，促进决策的正确性与规划的科学性。

第二，规划实践检验发展规划法的功效和作用。

发展规划法规范政府的规划行为，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具有指引、导向作用。

法律规范通过配置政府和企业在法律上的权责，设定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方式，把社会主体的活动引入可调控的、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

发展规划法是否实现了预设的法律效果，要通过规划目标是否实现来检验。

发展规划法是否有效遏制了不执行或违反规划的行为，也需要通过规划最终目标的实现来印证。

发展规划推动规划法的立法进程，有利于制定出《发展规划法》来维护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