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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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6页）

……

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亚，即当时唱京调高腔者乎？……与莎氏并世之培根著《论集》（Essays），有拉丁文英文两种本子；书既出世，培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当赖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则但以供一般普通俗人之传诵耳，不足轻重也。

此可见当时之英文的文学，其地位皆与今日京调高腔不相上下。

……吾绝对不认“京调高腔”

与“陶谢李杜”

为势不两立之物。

今且用足下之文字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之目的，曰：

（1）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

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

（2）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京调高腔的陶谢李杜，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

（3）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

何也？时代不同也。

（4）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

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

与其作一个“真诗”

，走“大道”

，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严、郑苏龛，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

，“舍大道而弗由”

的胡适。

此四者，乃适梦想中文学革命之宣言书也。

嗟夫，叔永，吾岂好立异以为高哉？徒以“心所谓是，不敢不为”

。

吾志决矣。

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

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

……（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我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的诗词。

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文字者，文学之器也。

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

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

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

……

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

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

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

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

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