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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民事法律行为（第5页）

广州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是广州铜材厂的主管部门，也是广州铜材厂的投资人。

珠铜公司是由广州铜材厂开办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即广州铜材厂是珠铜公司的母公司。

广顺达公司是由中兴冶炼厂、广州铜材厂、香港瑞亨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开办的中外合资企业，于1992年2月13日经批准成立，现股东是中兴冶炼厂和香港达德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一直是李烈芬，现名称为“佛山市南海区广顺达铜材有限公司”

。

一审法院又查明，对于落款日为2003年5月19日的《补充协议》中所谓合作项目是什么，珠铜公司与中兴冶炼厂、李烈芬的陈述不一。

珠铜公司认为这一合作项目是广州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与朝鲜两江道矿业联合企业所惠山青年矿山合作开发青年矿的项目，项目位于北朝鲜境内，其合作目的是为了开采青年矿，并称该项目因国家不批准而自行终止；中兴冶炼厂、李烈芬认为这一合作项目是广州铜材厂、广顺达公司、长白交通公司合作成立长顺公司，后再从朝鲜惠山青年铜矿购进原材料，长顺公司对此进行加工。

中兴冶炼厂、李烈芬对合作项目没有正式投产、盈利一直没有异议，但认为项目不能成功投产是珠铜公司的母公司造成的。

3.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中兴冶炼厂与珠铜公司签订的案涉《加工合同》、《补充合同书》、《协议书》与《补充协议》，均系缔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亦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成立。

珠铜公司诉请中兴冶炼厂、李烈芬返还欠铜943.52吨（折算金属铜792.56吨）或赔偿相应价值的经济损失，则本案须先行审查确定下列基础事实：1.系争943.52吨欠铜债务形成的原因；2.对于该欠铜债务，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了偿还条件还是偿还方式，在约定的偿还条件或偿还方式无法实现之情形下，中兴冶炼厂、李烈芬还须否偿还诉争欠铜。

对于诉争943.52吨欠铜债务形成的原因，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

珠铜公司主张该欠铜债务是在履行双方订于1999年与2000年的《加工合同》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兴冶炼厂此两年欠铜数之汇总。

中兴冶炼厂、李烈芬则认为该诉争欠铜债务并非历史形成，只是为了实现新的合作目的而通过约定提高铜锭回收率的方式设立的债务。

一审法院认为，中兴冶炼厂、李烈芬的诉讼主张更符合法律真实。

理由如下：首先，关于落款日期为2001年5月与2003年5月19日的两份协议书中所载的欠紫杂铜锭数943.52吨（折算金属铜792.56吨），珠铜公司一直坚持认为系以27%的成铜率经对账结算出的中兴冶炼厂在1999年、2000年两年间的欠铜汇总数。

但在一审第二次开庭审理时，珠铜公司转而称该欠铜汇总数系以21%的成铜率所计算的，当时订立《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仅是为了确认欠铜数及引起时效中断，而无核实欠铜数究系以21%还系27%的成铜率所计算，陈述前后矛盾。

对诉争943.52吨欠铜债务之核算问题为案件的关键事实，作为亲历协议订立等事件且明悉实情的当事人珠铜公司，其对于前述关键事实的陈述竟如此相异，此足以令人产生合理的怀疑。

而排除合理怀疑，系民事诉讼中心证形成的必然要求。

基于上述合理怀疑的不能排除，对于请求权人珠铜公司而言，意味着其证明责任的欠缺。

其次，从《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之文义理解，该诉争欠铜债务是以27%的成铜率计得的，珠铜公司现称以21%的成铜率计算，与协议内容记载不符。

第三，在1999年1月26日的《加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又于当年4月10日签订《补充合同书》，约定欠铜部分“甲方同意乙方在今后长顺公司乙方利润中返还给甲方”

，亦即双方在1999年所订合同尚未履行完毕，中兴冶炼厂是否依约完成返还铜锭任务仍处未确定状态之情形下已先行约定了欠铜债务内容，结合合同上下文可知此处所谓“所欠部分”

，应指分别以原规定的27%铜渣成铜率与现《加工合同》规定的21%成铜率所计得的返铜量之差额部分。

再结合《补充合同书》与嗣后订立的《协议书》《补充协议》此三份契约文义相似、内容连贯延续等分析判断，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可推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确认的按“原合同规定”

与“按新的回收率”

计得的系争欠铜债务，亦应指分别以原规定的27%铜渣成铜率与现《加工合同》规定的21%成铜率所计得的返铜量之差额部分。

最后，根据双方于1999年1月26日与2000年1月26日订立的《加工合同》中“季回铜锭验收合格，珠铜公司付还加工费”

“返还84%含量铜锭，按珠铜总仓验收标准合格后付款”

的约定和双方诉讼期间均认可中兴冶炼厂、李烈芬已收到加工费之事实，一般可推导出中兴冶炼厂已返还符合合同约定铜锭之结论。

因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均未能提供中兴冶炼厂于1999年、2000年间向珠铜公司所交付铜锭数这一关键证据，故仅以双方现提供的均存有瑕疵之证据材料难以确定其于1999年、2000年间付还铜渣、铜锭及付加工费的具体数量，同时亦难以推翻前述推论推定。

珠铜公司主张中兴冶炼厂未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返铜义务，其所付加工费实为预付的费用等，既与合同约定不符，亦举证不足。

诉讼期间，珠铜公司提供了12张委外加工材料提料单及3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拟推算出中兴冶炼厂返铜数量不足，依21%的成铜率计算尚欠铜935.898吨，与协议确认的欠铜数基本吻合。

但珠铜公司举示的前述证据之证明力明显欠缺，如12张委外加工材料提料单中，仅1张记载了反射炉渣的实发数，其余11张均只记载了反射炉渣预发数，实发数栏则空白未填，由此不能切实反映其供予中兴冶炼厂的反射炉渣数量；增值税专用发票日期均为同一，即2000年7月14日，不能反映其1999年与2000年两年间实付加工费的时日、数额等，且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编号看，其应系连号开出的，但珠铜公司举示的证据存在断号情形，对此珠铜公司又不能进一步举证释明；若依珠铜公司所述，其所付加工费实为预付的费用，其公司通常会按照铜渣数来预付加工费，则按珠铜公司提供的12张委外加工材料提料单反映的交铜渣数10373.905吨计算，其预付的加工费应为518.7万元，此与3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反映的加工费额295.86万元明显不符，且若珠铜公司确预付了如此大额的加工费，而中兴冶炼厂未完全履行其返铜义务，珠铜公司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无向中兴冶炼厂主张多付费用的损失，亦于理不合。

故珠铜公司举示的证据之证明力不足，其所推导的结论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由此可见，中兴冶炼厂、李烈芬提出的关于诉争943.52吨欠铜债务非历史形成，只是为了实现新的合作目的而通过约定提高铜锭回收率的方式另设的债务之诉讼主张，更符合现有证据所能反映的法律事实，故依《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主张予以采纳，进而确认诉争欠铜债务为分别以27%铜渣成铜率与21%的成铜率所计得的返铜量之差额。

关于对诉争欠铜债务，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了偿还条件或偿还方式，在约定的偿还条件或偿还方式无法实现之情形下，中兴冶炼厂、李烈芬还须否偿还系争欠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