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章 抗战时期（第3页）

在有的军队中，就整体文化知识水平而言，“国军”

营以上干部的情况肯定高于“共军”

。

越到后来，差距越成事实。

这乃因为，“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罹难者中，知识分子比例颇高——而后者恰是党组织的知识分子主体。

“白色恐怖”

升级的时期，中小知识分子的罹难之数，比例高过不识字却忠诚的工农骨干。

这影响了后来部队的知识性成分结构，以至于毛泽东清醒地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于是在有规模、成建制的军队中，大抵都有了文化教员，负责使文盲战士识字并能读会写。

而在缺乏文艺生活的艰苦岁月，教字与学字，似乎也具有了文艺色彩。

首长教警卫员、通讯员识字，成为军中司空见惯的事。

即使在游击队、武工队中，识字者教文盲战友学字，亦似乎是责任。

后来，许多人说——“我本大字不识一个，是部队使我成了有知识的人。”

此种说法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而此军队特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军队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依然如此。

直至再后来有了各级军校，军中文化教员一职才算卸却历史使命。

当年的“国军”

，重服从训导，轻文化引领。

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军官与是文盲的士兵之间，基本没有文化关系，即使老兵也不太会对军队留下什么文化记忆。

在“国军”

那里，兵只不过是兵；在“共军”

那里，兵还同时是“阶级弟兄”

——此种区别，当年肯定也是“国军”

战斗力难抵“共军”

的原因之一。

举凡天下成败事，本无所谓定数。

其成其败，每每于细节处伏因果。

却也不能说“国军”

中完全没有文化现象。

实际情况是，防守于某些大的战区的“国军”

中，亦每配有文化教官，而且官阶大抵为“校”

。

他们对于自己特殊的军中文化使命，也是几乎以“天职”

视之的。

新兵同样多为农家子弟，往往连口令也听不明白，扫盲之事同样迫在眉睫。

只不过，“国军”

中的扫盲，并不进行到人民中去，仅是军内文化现象。

抗战时期之文化形态，南北差异甚大，东三省最早为日军占领，且扶持了一个所谓的“满洲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