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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49年至1956年（第5页）

实际上，“安字片”

离市里并不远，也就三四站路而已。

没有任何规定限制“安字片”

的大人或孩子到市里去，是“安字片”

的大人特别安于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院落里，有的大人几年也不曾带孩子到市里去一次，而我的母亲一次也没带我去过。

当年的母亲们家务事多，几乎都有操不完的心，没那份闲情逸致啊！

市里那些美观的楼的内部，实际上也并非多么的令人羡慕。

有的楼住进了过多的中国人家，原先的格局拆除了，隔离出了更多的小房间，乱得不成体统。

没厨房的人家在走廊砌灶开火，家家户户的破乱东西都往走廊堆放，谁家都想多占点儿公共空间。

道外区的几条街的老旧楼房里，人家多得像蜂巢。

同样没有显然的文化气息，也同样没有任何良好的文艺形态。

推而广之，全哈尔滨市，在1949年到1956年的七年里，文化气息较浓、文艺形态经常可见的地方，其实也就道里和南岗两个市中心区的有数的几条街而已——由剧场、影院、书店、博物馆体现出来。

在千分甚或几千分之一的人家里，才有收音机、唱片机、书架或书橱；更少的人家里才会有某种乐器，而主人可能是专业的或曾是专业的乐器演奏者。

再推而广之，长春的情况、沈阳的情况亦基本如此。

省会城市基本如此，遑论另外的城市和农村了。

可以说，在1949年到1956年的七年里，东三省的文化气息和文艺现象较别的省份要少得多。

这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漫长的冬季和伪满统治时期的后遗症。

漫长的冬季使民间的民俗文化只能在春节和正月十五短短的几天里释放一下自娱自乐的能量；而在中原、南方省份，冬季并不寒冷彻骨，春天的迹象出现得早，所以各类民俗文化传统借和平年代的吉祥，在民间恢复得特别迅速。

到东北“光复”

为止，所谓的“满洲国”

存在的十几年中，大本营虽在长春，但贻害祸及东三省。

由于它的存在，日军、伪军、特务遍布东三省，迫害的主要对象除了“抗联”

人士便是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使东三省人口比例中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稀少，奴化宣传也竭尽全力压制中国本土文艺芽苗的生长，文化气息的重新养成与文艺现象的重新活跃，尚需假以时日。

国民政府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百业俱废，百业待兴，国力薄弱，民生依然维艰，全中国的文化、文艺事业尚处于复苏阶段——“旧的”

大抵被禁，“新的”

尚在孵化，未成可观气候。

不但南北省份情况不同，大城市与大城市也有另当别论之点。

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文化气息的端倪最先育现，新文艺形态与旧文艺种类已呈初步的竞争态势。

在以上大城市，几乎所有的舞厅每日爆满。

舞曲声经常通宵达旦。

高档的舞厅里出现各级干部的身影已成司空见惯之事，在条件一般的舞厅里，大学生和中青年工人往往成为常客——一半多的他们的另一种身份是学生干部、工人干部或负有“特殊任务”

的人。

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中的中青年代表人物，不论是干部、在校生，还是在各行各业受到栽培和重用者，似乎不约而同地爱好起同一种文娱活动来——交谊舞。

从前，它曾被指斥为勾肩搭背、男女关系暧昧之极的资产阶级生活内容之一。

在有的大学、政府机关和文化单位，周末舞会几成惯例，没举行反倒是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