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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957年至1966年（第9页）

所以东三省的农民，对“三年困难时期”

并无谈虎色变的记忆，还能经常向城里亲戚提供些蔬菜援助。

我家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无一门亲戚，父亲远在大西北，我们几个儿女又在长身体的时期，便只有忍饿。

实际情况又是——东三省当年生产的很大一部分粮食充实国库了，因为国库拨出了较多的粮食赈灾，必须充实。

从前普通的城市人家，是根本不可能从粮店买到当年新粮的。

新粮入库，陈粮出库。

普通的城市人家所能吃到的，有时是在国库中存放了四五年的陈粮。

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五大城市的人们，对饥饿年代的记忆也似有似无，十分寡淡，因为中央有政策，对那五大城市的粮食及蔬菜副食供应，必须予以保障。

1980年后，我与一位小我两岁的高干子弟谈到过饥饿年代，他毫无印象。

在我的一再“启发”

之下，才终于唤起了点记忆。

他说：“难怪那几年我父亲常带巧克力、麦乳精、压缩饼干和罐头回家，告诉我是空军叔叔怕我们祖国的花朵挨饿，集体节省给我们的。”

当年中国的某些县城，也已有了文艺基础良好的剧团、文化馆，凝聚了当地一批演创骨干。

文化馆无一例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产物，同样是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的提案成果，为的是使最广大的农村人口也能较充分地进行文艺欣赏和娱乐。

故不能不承认，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顶层设计的人物们，确实有过尽力在方方面面造福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初心。

而某些县剧团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存在了，以传承当地独有并受欢迎的文艺种类为己任。

县剧团以面向农村的义务演出为主，演员与农民的关系持久而亲密，那种亲密绝非作秀，毫无矫情，下乡对于他们有回家的感觉。

未见的时日若久，双方都会思念的。

而文化馆的存在意义在于助推原创，发现和培养更多的文艺种子。

当年，一个农村青年的文艺潜质倘若有幸被发现，进而在县文化馆受到培训，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青年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他们不同于大城市里的文艺家。

他们中许多人在饥饿年代确乎是挨过饿的，有人甚至饿晕在下乡演出的过程中。

他们中也很有些慧眼识珠的伯乐，改变了不少农村文艺青年的人生。

在饥饿年代，一些县剧团、文化馆的作为无法继续了，另一些饥饿情况不是特别严重的团、馆，仍坚持履行文艺义务，无怨无悔。

写到此处，我心愀然，肃然，油然起敬。

正是在饥饿年代，哈尔滨市举办了首届“哈尔滨之夏”

音乐会，令其他省市艳羡不已。

在北京受了政治委屈，被贬至哈尔滨的著名女歌唱家张权，身着一袭红色拖地长裙，以华丽之歌喉演唱了印度尼西亚革命歌曲《宝贝》和加拿大民歌《红河谷》——这两首外国歌曲哈尔滨人听过的不多，从此在喜欢唱歌的哈尔滨青年中大为流行。

张权的遭遇有一定典型性——她之回国，曾是统战部门的一项成绩；由于被动员说了几句回国后的真感想，成了另一些人立功的机会。

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领导却对她不薄，甚至可言视如珍宝，仍给予“家”

的礼遇和待遇。

“文革”

中，据大字报揭发，有领导以她为例，曾说过这样的话：像张权同志那样的文艺家，来多少，要多少，而且要照顾好，使他们逐渐爱上黑龙江省和哈尔滨。

北京不要的，我们全要……

贬到哈尔滨市的文学界名人更多一些——诗人、小说家、编剧、评论家、编辑、记者……差不多应有尽有。

名气很大的，几乎都到过北大荒——有明确规定下放一定时间的，可保留北京户口。

而较年轻的，问题不严重的，后来多被省作协、出版社接收了，包括从部队转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