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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15页）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适时出现。

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行、倡导，更是一种文艺本能性的时代反应。

举凡中国的省会城市、直辖市，皆是文艺工作者云集，文艺青年生生不息的地方。

文艺家可以一批一批地被人为废掉，文艺本身满足精神需要的功能却不是任何人可以废掉的——它只能被改变方向，只能被异化。

而在文艺极度匮乏的时代，被完全异化了的文艺，也是大众所不排斥的，甚至持欢迎的态度，饥不择食。

观看自然是免费的，却也预先发票，或凭工作证等证件观看。

表演者基本是青年，他们只争取表演机会，只满足于才艺的呈现，此外无任何功利目的。

当年，各大专院校、各大工厂几乎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后来简称为“宣传队”

。

若某大专院校或大厂存在对立的两派，则各有各的“宣传队”

，并各有其势力范围内的演出场所。

毛主席语录歌和诗词歌是节目的主要内容；某些抗战歌曲也在允许演唱的范围，如《黄河大合唱》、电影《地道战》的插曲等；某些民歌的演唱也不必忌惮，如《嘎达梅林》、才旦卓玛一唱而红遍全国的《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还有某些经典的红色曲艺节目表演了也无质疑之声，如山东快书《奇袭白虎团》、快板《三进山城》、评书《肖飞买药》等。

器乐独奏、合奏也有点儿展现才艺的空间。

总之，在内容极有限的范围，十几个人的“宣传队”

进行一场两个小时的演出，也能博得阵阵掌声。

演出次数多了，有些人的才艺就会被民间口碑广为传扬。

当年的演出简单，无背景，也不必着演出服——所着大抵是无领章帽徽的军装，典型的红卫兵小将的服装；倘是工人，则着工作服。

但袖标是必戴的，因为演出是代表派别的。

我也饥不择食地看过，故有切身体会。

此种文艺现象并未持续多久，不知何方神圣下达的“红头文件”

予以禁止，理由是防范非无产阶级文艺鱼目混珠，趁机卷土重来，悄然占领无产阶级的红色舞台。

春夏之交，有正式的新老师参加工作了，我的代理班主任角色结束。

当初，我之毛遂自荐怀有侥幸心理，幻想表现够格，或许会被破例留校，即使能较长期地做代课老师，那也很不错啊！

母亲经常因手头拮据而愁眉不展，我要为家里挣钱的愿望十分迫切，无报酬的班主任角色告终，未免嗒然若丧。

学生们与我已建立了感情，别时相互依依不舍。

邻家叔叔是收废品的个体户，经常收回整车的书刊，大部分盖有单位图书馆公章，估计是造反派们缺经费了，肆无忌惮地给卖了。

于是我有了许多书刊可读，多到根本读不过来，只能选择性地读。

我见到过《收获》《草原》两种刊物的年度合订本，邓友梅的短篇小说《在悬崖上》就是我从《收获》上读到的——内容是一名年轻的男性知识分子与有夫之妇产生了爱情，如何靠道德感和自制力成功地了断不该发生的事……

邻家叔叔收破烂的车还使我读到了《法国革命史》，五十多岁后才知道有几种版本，却不记得我读过的是哪一版本了，只记得书中多处对于暴民行径的描写使我震惊，不禁联想到了种种耳闻目睹的“文革”

暴行——我必须承认，听说的比见到的多。

我也从书刊堆中发现了雨果的《九三年》，写此小说时，因参与了巴黎公社起义而逃亡国外的雨果，已被允许回到法国了，老了。

在《悲惨世界》中，雨果极正面地描写到公社起义的血战和失败，而在《九三年》中，他变得和晚年的托尔斯泰一样了，似乎成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呼唤“好人政府”

和“人道主义”

的老翁。

他似乎是在通过《九三年》反思法国大革命；而其反思的立场是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我所读到的《九三年》，出版前言中有这样的话：晚年的雨果，由其贵族出身所决定，无可救药地堕落到所谓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泥潭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