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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02（第11页）

的现象，还是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厌倦感觉“隔隔不入”

。

那些文章中的某几篇，我们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师生自然要学，无非便是轮流读，大家听。

往往的，读完了，沉默开始。

有同学干脆说：“文革”

前没上几年学，历史知识少，不明白，得先补一下历史知识再发言。

而老师往往因势利导：咱们是创作专业，结合创作问题发发言也行。

一谈创作问题，大家这才有了发言的情绪。

但据说评论专业的同学比较苦，他们的女辅导员老师太认真，不许转移话题。

他们却也有对策，主张以实际行动代替讨论。

于是评论专业先于创作专业写了一两篇大字报式的表态文章，贴在大字报专栏，算是集体参与了。

而谁都明白，那是过“学习关”

的招数。

那一时期，我与另外两名同学到江南造船厂深入生活——工人们也须学习。

他们对学习并无“遭罪”

的感觉。

学习往往在工作间歇之时，照例一人读，别人听。

喝着茶，吸着烟，每每说：“没听够，再读一段。”

于是有人接着读。

学习可以使他们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至于民间，可以肯定地说，基本形态是——知道的全当没那么回事，不知道的宁愿永远不知道。

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柴米油盐酱醋茶，病凶婚喜——事事都要操心。

在几乎没有文艺的时代，民生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所思、文化主题。

甚至，可以变得挺有文艺色彩。

试图以政治文化全面占领民间意识形态的一切维度——在当年就可得出结论，那是根本行不通的，或曰不再能够行得通了。

然而我在1975年却幸运地观赏了多场文艺演出，而且是代表当年上海最高文艺水平的演出——我后来又由老师们安排，与另外两名同学到“杂技学馆”

深入生活。

上海当年有多所艺术学馆，从农村招了不少符合培养条件的孩子，“杂技学馆”

是其中之一。

老师们教得一丝不苟，孩子们学得非常刻苦。

他们不但要学习杂技，还要学好文化课。

教他们的文化课老师，是从各小学抽调的优秀教师。

我看孩子们练功，真正领教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的坚韧，每每心生怜惜。

各学馆也有工宣队员。

“杂技学馆”

有两位，都是纱厂的老年纺织女工，都是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