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6页）

“反击右倾翻案风”

“评《水浒》”

，全都有借口堂而皇之地暂放一边了——拍好样板戏电影也是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务嘛。

所以，尽管“文革”

初期北影厂就被列为重点“运动”

单位了，实际上却并没成为受“文革”

危害的“重灾区”

。

也所以，“清查”

三种人的工作在北影厂结束得较早——大多数涉事之人，说清楚了，在不同范围做次检讨，有忏悔表示，便一一过关了。

老同志们对年轻人犯了错误皆抱宽大为怀的态度，年轻人对犯了错误的老同志的态度也不再如红卫兵一样。

汪洋实在是位好干部，可敬可爱的老同志，每每在大会上自担责任，帮人解脱。

我印象特深的一次“说清楚”

会是在编导室召开的，批评帮助的对象不是“北影人”

，而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老导演，也是延安出身的“老三八”

；“文革”

中调到文化部，成了余会泳等人的得力帮手，曾分管电影。

是故，北影厂的某些事，他必须也来说清楚。

编导室老同志没有不认识他的，有人还曾与之私交良好——对于他曾十分卖力地为“四人帮”

效劳，大家批评得很严肃，每每一针见血，直指灵魂深处，也就是操守和“节”

的方面。

但气氛却并不激烈，推心置腹，温度在焉，真正体现了“治病救人”

的宗旨，也简直可以说都是在良言诲友。

编导室的领导也是延安走出来的干部，政策意识很强。

总之，“文革”

结束了，许多事的做法明显不一样了。

也可以说，“文革”

给人上了十年反面教育的课。

有权力审查别人的人，都能较有意识地证明自己与“四人帮”

的爪牙们是完全不同的人。

当然，我这里回忆的仅是当年的北影厂。

北影厂也召开过控诉会，在大礼堂。

当年非是电视机时代，全国有那么多人在“文革”

中经历了重重苦难，有限的报刊哪里报道得过来呢？不以开会的方式广而告之，更多的人也无法知道啊。

也许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北影厂几次请其他单位的人到厂里现身说法，每每坐立无隙，台上悲泣，台下唏嘘。

北影厂又有招待所，天南地北要求落实政策予以平反的人，纷纷投宿。

多是文艺界人士，认识北影厂同行，而北影厂同行亦乐于相助，替之走走后门，睡上保留床位。

北影厂招待所价格相对便宜，不走后门很难住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