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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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7页）

有时，后门会走到厂长汪洋那里。

当时厂里尚无宿舍分给我，允许我在招待所免费睡一个床位。

在小小的厅堂，每每见文艺界老友久别重逢，手手相握，彼此泪盈眼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情形……

我曾受编导室领导所派，到文化部老招待所为一位有冤上诉的文艺界人士预订床位，在那里亦见到同样情形。

当年那里也住满了上访的文艺界人士，一床难求。

然而，中国之文艺的春天，正在悄悄来临……

北影厂的筒子楼

1978年夏季，北影分给了我一间十一平方米的单人宿舍，在筒子楼里。

那时，北京出版社已经创办了文学双月刊《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双月刊《当代》即将问世。

在粉碎“四人帮”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真的像雨后春笋般的，全国“文革”

前曾有过的文学期刊，以竞赛似的速度，争先恐后复刊了。

不但原有的复刊了，还催生了一批新的文学刊物。

文学界的中老年编辑们，诚所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营造文学的光荣与梦想。

有的人，自己的问题还没平反呢，头上戴罪的“帽子”

还没去掉呢，往往前一天刚允许工作了，第二天就积极热忱地打电话、写信或亲自登门四面八方地约稿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干部们——不惟主管文化、文学与艺术的干部，而是几乎一切干部，看文化、文学与艺术界的人士，一直用两种眼光——对从延安走出来的，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属于部队培养的一批人士，是一种看“自己人”

的眼光，纵使“跌跟头”

了，也还有惋惜之情，有“恨铁不成钢”

的痛心。

而对非以上一类文艺界人士，则习惯于用看“可疑的知识分子”

的眼光来看待，仿佛他们骨头里就是天生“异己”

的——有时对他们友善点儿，也只不过是统战意识的体现，非平等待人的理念。

一来“运动”

，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划入另册没商量。

对被“打倒”

者，惋惜和痛心极少，更谈不上同情。

于是，往往便只剩下了大快人心的态度。

至于文化、文学与艺术三界中知识分子的可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可敬，他们实在是经常忽略不见的。

在1978年，一部分干部仍像从前那样无所改变。

因为他们一直是干部，在“文革”

中虽也受到过短时期的冲击，不久就幸运地被“结合”

了，甚至被委以重任了。

他们“紧跟”

是必然的，但又仅仅是奉行者。

他们不属于帮凶或爪牙，所以不能免他们的职，只能调动他们的工作；而那也是为他们好，以便于他们在新的岗位上，以新的姿态、新的面目继续为党工作。

对他们的宽容也是由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当时国家方方面面都缺少干部。

他们对于彻底否定“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