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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8页）

，心理上是相当矛盾的。

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文革”

确实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一场严重的危害，但彻底否认“文革”

，也意味是对他们一向的革命性打了很大的折扣。

这使他们看着往日的“臭老九”

们忽然精神焕发，心里老不高兴了。

好在这样的干部基本都从文化、文艺界调离了，一些“解放”

得快的老文艺界领导和一些老文艺家开始执掌各级文艺单位的工作，真正出现了内行领导内行的局面。

从前某些文艺单位的领导也是内行，但不普遍；从前的老文艺界领导“左”

起来也够人喝一壶的，但由于有了同样挨“整”

的经历，对文艺家和知识分子们的感情就发生了些变化。

理解多了，包容多了，爱护也比较由衷了。

他们不再一味地“唯上”

，也肯于倾听文艺家和知识分子们的想法了，甚至会站在后者的立场反映情况，代为辩护了。

正因为有了那样的干部，文学界才有了那样一批可爱可敬的中老年编辑——当时年轻编辑少之又少。

前者如各期刊舵手，后者皆如奋力划船的桨手；前者也如旗语手，要经常与各航道管辖者沟通、申诉、请求允许驶过，后者负责与作者商议，共同拟定修改方案。

并非所有作品的发表都大费周章，更多的时候，刊物负责人自己就敢拍板了，那时他们常说的话是“大不了不当了！”

而实际上，即使哪位大官因什么作品的发表问罪了，在我记忆中，也并没撤过什么人。

“触礁”

的事是确实发生过的，往往力争一下，改改，便又通过了。

那总体上是一个避“左”

的时代，不是指碰到“左”

都沉默、回避；而是指又有了一定决定权力的干部，常会暗问自己：“我是不是又犯了‘左’的毛病呢？”

——避“左”

是指总体的官场，形成了一种防止“左”

的倾向并从自我做起的氛围。

“文革”

时期都吃尽了“左”

的苦头，普遍的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们，对“左”

极厌极憎。

而总体上的政治形态，也很希望文化的、文艺的形态先发破局之声，力挺拨乱反正。

不论怎样，当年有一批可敬的期刊的领导和编辑，适时地也是义无反顾地充当了一个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的“助产士”

、辛勤的培育者和一批作者的良师益友。

在此，我以十二分虔诚的敬意，套用当下的网络用语，给他们“点赞”

！

他们对“新时期文学”

的形成、繁荣、发展功不可没，不该没。

中国文学史不仅应该记录作家和作品，也应专门用一章来记录他们的贡献——当年好作品发表了，期刊印数上去了，大抵是不发奖金的，更没有提成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