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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02（第15页）

并且，大陆搞“文革”

时，台湾搞了一场复兴传统文化的运动，这场运动与后来的经济腾飞相得益彰——于是我们从台湾的大众文艺如歌曲、电影、电视剧中，总能多少看出中华传统文化优点的运用；他们的歌词作者，将唐诗宋词中怡情养性那一部分营养，也消化得很好。

当年台湾在大陆流行广泛的歌，总体价值取向上以“悦耳润心”

为宗旨。

而大陆歌当年的主流却是代言性的，如大陆文学的禀赋。

《一无所有》那样，“西北风”

也那样。

某些咏唱爱情的，或许一时唱红半个中国，却大抵流行一阵就过去了。

它们属于会永远产生，万变不离其宗的歌。

《一无所有》不属于永远会产生的歌，在特定的年代具有独一无二性，无法被后来的百千首歌所湮没。

“西北风”

也不是一阵一般的风，是特殊年代的一阵罡风。

人们不可能记住每一阵风，但通常会记住不同寻常的罡风。

其后的一首歌《九月九的酒》，可以看作“西北风”

的谢幕之作，其中“饮尽这乡愁，醉倒在家门口……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

，对打工者的含辛茹苦，代言特性饱和。

而香港歌曲，当年基本上走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的路径，特别是吟咏爱情的那些，听来听去，几乎总能听出“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

的意味。

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月亮代表我的心》亦是。

香港歌曲最值得一提的，是《笑傲江湖》《霍元甲》《至尊无上》等电影插曲。

《笑傲江湖》之插曲，在大陆最受佳评——歌中“笑傲”

之冲霄豪气，为此前大陆、台湾歌坛所罕有。

1980年前，台湾歌坛与香港歌坛是互相牵拉的关系；1980年后，国家给了两地词曲作者与歌手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巨大的发展天地和市场，而他们也极大地影响了刺激了大陆词曲作者与歌手，使大陆同行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华丽转身，或曰凤凰涅槃。

各种文学观念

这一时期的文学界在继续调整观念——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实践；“寻根”

主张的提出；“新写实主义”

概念的产生，始于1985年，是从1986年延续到1987年的主要现象，并对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现代主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囊括意识流、生活流、荒诞主义、魔幻主义、黑色幽默、存在主义等创作方法。

有的是方法论，有的不仅仅涉及方法，还涉及文艺家对现实社会的不同于常人的感受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

意识流比较好理解，理论逻辑也容易使人接受，即人的现实存在感不仅是由日常事情和所经历之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大小事件组成，也不仅是伴随着感情、思想、体会和观念的存在，还是伴随着几乎无时不有的个体意识的存在（包含潜意识）。

当某人在说东时，其意识反应可能正胶着于西。

而文学艺术若善于对此种现象进行可信地揭示，肯定会“记录”

一个更接近真实的人。

我接触现代主义较早，非是文学的，而是电影的。

1980年后，我在北影厂有机会看过意识流和生活流电影，如《八又二分之一》《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但现代主义的小说，我也就读过卡夫卡的《变形记》、萨特的《恶心》、尤涅斯科的话剧剧本《犀牛》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坦率讲，我当年对现代主义不以为然，认为是“游戏文学”

的产物，还与人激烈地争论——荒诞主义中国古已有之，“黄粱梦”

不就是吗？戏剧《乌盆记》不就是吗？要讲“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