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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02（第16页）

，中国古代神话、希腊罗马神话中不是也比比皆是吗？《白蛇传》之变形难道不是文学想象力的极致吗？

当年浅薄，自以为是，读书又少，分不清神话中的变形与近当代小说中的变形有何不同。

多年之后才明白——前一种变形是写人不甘为人，兽不甘为兽；而后一种变形，则是反映人只想好好地像人那样生活，却已不能够。

举例说，《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不论想变成神还是变成妖，都是多么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

《昆虫记》和《犀牛》中的人之变形，与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不是一回事。

倒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双双化蝶，很有些“被化”

的意味。

总体而言，现代主义的著名作家都不仅仅是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社会学家的敏锐，并都试图探究人是如何被时代所异化的。

那时的中国话剧舞台也亮色不断，每每令人耳目一新。

在中国，在北京，在最好的剧院，由“人艺”

上演的《狗儿爷涅槃》《等待戈多》，场场爆满，好评如潮——有不少人甚至专程从外地赶来看这两部话剧。

其后开始了北京“人艺”

上演现实题材话剧的新一页，导演任鸣贡献很大。

比“重写文学史”

更热、影响也更大的话题是关于“异化”

问题的讨论——这不仅是一个文学话题，也是一个社会哲学方面的话题。

前边所提到的现代文艺的一概派别，特别是小说、诗和戏剧，或从方法开始，或从理论入手，最终都会“九九归一”

，集中于世界对人类的异化方面。

资本主义国家皆不回避这一问题，采取承认态度，并且尊重文艺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等待戈多》中若无此种思考元素，就不会成为现代主义话剧的经典。

《尤利西斯》中若无此种思考元素，而仅仅是别出心裁的方法的集大成，诺贝尔文学奖也断不会颁给乔伊斯。

但我当年更喜欢《等待戈多》和《犀牛》，对《尤利西斯》敬而远之。

即使对后来在中国似乎成为小说“圣经”

的《百年孤独》，也不像有些人那么崇拜——除了寓言性和某些有新意的比喻，我实在没读出另外的高妙。

我认为，当年不少中国读者的共鸣点更由书名产生——百年孤独，仿佛是近代中国的缩影，也仿佛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心路的集体写照。

我一向认为，在文艺现代主义思潮成涌的过程中，中国文艺家从没走得像西方文艺家那么远，那么极端。

在西方，仅就现代主义文艺而言，绘画的特征比文学要明显得多；雕塑的成就比绘画要巨大得多；诗走在小说的前边；戏剧的经典性比诗要持久得多；而小说在现代主义方面，实践起来是最难得心应手的，效果也往往差强人意。

迄今为止，人们一谈到现代主义绘画，毕加索和达利的名字立刻条件反射般地联想于脑际。

连梵·高的画，都不能给人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并且，一般并不往现代主义去联想。

就这种公认而论，毕加索和达利无疑是成功的，也没什么争议。

但现代主义的雕塑，却几乎已遍布于西方许多国家的大小城市了。

即使在如今中国的大小城市里，现代主义雕塑的数量，也很可能不少于传统形态的雕塑。

在地级市乃至县级市的厅堂馆所的显眼处，往往总能发现它们的存在，尽管不见得好。

简直也可以说，全世界的雕塑家在进行创作前，构思的最初意念，往往不是朝向传统的方向而是朝向现代的方向。

就连在小工艺品店里，一些各种材质的摆件，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现代主义风格了。

由雕塑，又影响到家装风格、家具样式、汽车款型和服装、发型。

雕塑的此种演变，是现代主义思潮带给人类生活的最具有普及性的成就。

当现代主义影响文学的时候，诗的先声夺人非小说所能比。

也许，仅仅十余行的诗，便会使人们异口同声认可地说——不错，这是一首很现代的诗；或褒或贬姑且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