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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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02（第10页）

，器属“乐”

。

为了便于叙述，姑且将二者区分。

国家接连出台政策，鼓励体制内的文艺演出单位走满足群众需要并与市场相结合的道路。

这与从前有何不同呢？

不同之处在于，从前多数体制内的文艺单位，工资由政府拨款，演出任务当然以各级政府布置为主，如满足重要纪念日及大型政府庆典活动的需要，演出经费也基本由政府提供。

政府若财政拮据，则向企业摊派赞助。

在完成以上任务的前提下，才可自行推出面向群众的演出项目。

问题是，政府所需之文艺，从题材、内容到形式，与群众所需之文艺，越来越不合拍。

而体制内的文艺单位，因为有在文艺市场中作表率的义务，必然得担起体现正能量的责任，这就使自身难抵民营演出公司的市场挑战。

而文艺新政表明了这样一种变通的态度——政府不会放弃对体制内文艺单位的演出需要，但会减少这一类需要。

相应的，也会缩减财政补贴。

不够发全额工资怎么办呢？到市场上去“找食”

吧。

与市场结合得好，演员收入会比原先高。

反之，“摸着石头过河”

，积累经验，来日方长，“水性”

是练出来的。

也相应的，不强求节目非得多么“样板化”

，总体健康就行。

北京体制内的文艺单位，从国属的、军属的到市属的，客观而论，还是初尝了些文艺新政的甜头的。

各类音乐会演出频繁，民乐组合、洋乐组合、民乐与洋乐联袂演出，往往都受欢迎，每每有票贩子卖高价票。

小提琴、钢琴、二胡、琵琶独奏的音乐会都举办过，也都较成功。

上海的表现也不俗。

广州局面差矣。

泛而论之，沿海城市体制内的文艺单位，受市场化冲击，都有些吃不住劲了。

东三省体制内的文艺单位，可以说一时找不着北了——“内退”

“下岗”

的工人越来越多，文艺市场空前低迷。

文艺不能反映他们的实际生活情况，他们对文艺也不怎么“感冒”

。

所以，单位留不住人才，“台柱子”

纷纷“北上”

去往北京，或者“南下”

奔赴广州，以求事业的发展和收入之增加。

不是说广州局面差矣吗？

指的是体制内的文艺单位——广州的，也可以说整个广东省的文艺市场那时却是全国最好的。

这乃因为——广东沿海县市多，经济率先开始发达，普遍的人们文艺消费指数上升。

录音机这一新“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