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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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九十年代（第6页）

是个热词。

之后若干年内，歌星的个体组合演唱足迹，除了中国的省会城市外，差不多也走遍了中国的所有县城。

作为组织者和领队的“穴头”

，遂成时代所催生的行业能人。

可以是演唱公司的人，也可以是连注册都不必的纯粹彰显个人能力的行为。

在北京，原有的录音棚不够用了，某些单位的空置房间租给搞录音的公司或个人了，比租给个人开餐馆的租金还高，录音棚的效益也往往比餐馆还好。

再说，也不是所有的房间都适合开餐馆。

问题仅仅是，录音棚和设备的投资较大。

而当时只要一个人有门路，从银行贷款已不是个事。

听说搞录音棚，银行都愿开“绿灯”

。

同时还带动了生产盒式录音带和进行灌制的两种小厂的出现；南方差不多垄断了这两种新兴文化产业。

诗是根本不可能如此这般地形成商业链的。

也不可能成为面对几千人朗诵的事，更不可能灌制成盒式录音带标价出售。

偶一为之可以，不具备可持续性，也不会有太多人接受诗人那种做法，准会质疑道——诗人也疯狂了吗？他们想干什么呢？以为自己是谁呀？而且，大多数诗人并不喜欢那样，自己首先会觉得太搞怪了。

那么，各走各的路就是了。

但，歌势之盛，对诗却造成了致命的不利——凡诗从前所涉及的人与国家、社会、时代、他人和自己的关系，歌也都开始通过其词有所涉及。

举凡人类的七情六欲，诗曾一再写到的，歌也照样可以表达得精准到位。

一首诗，好的诗句不过几行，是谓“诗魂”

。

而一首歌，若歌词写得好，恰就是善于将诗的“魂”

写成词句，再谱上好的曲。

更简单地说那就是——好歌词将好诗之所以好的元素吸取了过去。

当时，诗人望向人间世界的视域有多宽广，歌词作者也能够那样了。

诗人探究人的心灵的目光有多无微不至，歌词作者也可以写得毫不逊色了。

曾经专属于诗的很文学化的主题，歌词作者都实行了全面的接受。

某些主题，一经歌星唱过，诗人便只得明智地放弃了；宏大的主题如《亚洲雄风》、很民间的主题如《常回家看看》——唱得全中国爱听歌、爱唱歌的青年都能将歌词背下来了，诗人们对这两类主题还有多少话可说呢？

更有趣的文学现象是——在以后的小说、散文包括诗中，开始频频出现这样的文字“正如某一首歌曲所唱的那样……”

或“我正在听着什么什么歌曲的时候……”

文学居然开始引用流行歌曲的歌词来强调某种意思和情境了，这种现象古诗词中也偶尔一现，却只不过是偶尔罢了，绝非经常现象。

此现象说明，文学在文艺中的车头作用已今非昔比，而诗以诗性“独善其身”

的矛盾，正受到歌词近亲相逼般的挑战。

于是诗人部落分化成了四类——一类执拗地继承艾略特等人的衣钵，诗风转向更具哲理的路线，因而所感染的群体也更加小众。

哲学连在西方也早已被琐碎的日常心得所解构，艾略特若非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人而是1990年前后的诗人，其诗亦不足以受到尊崇了。

一类试图将泰戈尔的诗风在中国发扬光大，其实那与中国古诗中归隐山林的一派一脉相承。

当时的中国社会问题层累堆积，太出世的诗便也更加小众。

另有一派似乎“识时务”

起来，诗风一变而世俗化，于是像歌词而又不是歌词，不伦不类，陷入尴尬之境。

还有一派干脆改行写歌词了，便使诗人部落更加萎缩。

海子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