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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九十年代02（第5页）

他其实总在暗示社会舆论场——我是良好青年，请别看错了我。

而王朔当年则经常摆出这么一副样子——我就不是好青年啦，你们他妈的想怎么样吧！

韩寒的《三重门》是写得好的。

关于他，我只记得一件事——似乎他对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颇有微词，认为不少作文写得好的中学女生都会比那写得好，该从课本中除去。

这当然会引起议论纷纷。

记得那是2002年以后的事，有某电视台在我们北京语言大学的教研室采访我，就此事问到了我的态度。

我的回答是部分认同韩寒的看法。

一方面，当年“新概念作文”

已在各省风行，确有不少初中、高中生在比赛中显示了很好的文笔，女生写情境的文字水平更胜男生一筹；故韩寒的话也确属大实话。

但另一方面的情况是——《荷塘月色》早在1949年以前就收入某地初一语文课本了。

从前并不强**材的统一性，某地教材只要被某些学校认可，就会作为课本发给学生。

“新文化运动”

之成果仍需巩固，白话文进入课本是必须的。

既要使下一代从小就对白话文有亲和感，相信以白话文也能较好地抒情表意，课本中的范文又不宜字数太多、修辞古奥，而且最好是名人写的——《荷塘月色》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选入中学一年级课本的。

以当代眼光来看，确实不甚出色；但以当时眼光来看，乃属最自然的白话水平，不似某些半文半白的文风，所以可做较理想的初一课文。

又，朱自清在抗日时期有突出的爱国表现，拒食日本人在中国所建立的粮食加工厂出品的大米、白面，胃又不好，身体每况愈下。

1949年以后的初一课本，继续选入他的短文，亦有向他当时的爱国主义致敬的意思。

若老师们将以上背景讲清楚，该文的课本存在意义就始终在焉。

却少有中学老师能讲到以上两点，多数老师偏偏面对一篇用词有限、表意浅白的课文，大谈其“美文”

之美，当然会使现在已善于得心应手地以白话文写出好作文的初中生大惑不解，一头雾水。

为什么普遍的老师们不能讲到以上背景呢？一是由于知识面的局限；二是由于怕。

对年长的老师，怕是主要原因。

怕什么呢？

怕一讲到“新文化运动”

，脱口讲出胡适的名字、陈独秀的名字来。

果而如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即使讲历史课，讲到“新文化运动”

，小心谨慎的老师，也是以鲁迅为旗手，矢口不提陈独秀和胡适的。

在讲到古诗时，也存在同样问题——李白的《静夜思》、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杜甫的《绝句》，皆不能以古代白话诗言之——尽管这是对的；但却是胡适首先指出的，所忌同焉。

而若以白话诗讲，才更能讲出其诗的璞玉之美。

反之，则根本未及要点。

至于《廊桥遗梦》现象，当年以文字议过，不赘述。

《大话西游》的知名度主要是中国之“内地现象”

，甚至也可以说“仅仅是”

。

在香港本地，并未引起特别大的反响。

在台湾、澳门以及整个亚洲，都非是当年最具有上映热度的电影。

大约它在内地所受到的喜爱程度，连周星驰自己也估计不到。

有一点是肯定的，正是《大话西游》，使周星驰成为内地青年特别喜爱的香港电影人之一。

此前，内地青年只能通过电影录像带逐渐熟悉周星驰，留下的是搞笑影星的印象而已，如他主演的《大内密探零零发》《武状元苏乞儿》及清宫闹剧中的韦小宝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