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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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九十年代02（第6页）

《大话西游》使他在内地青年心目中确立了另一种形象，或可曰之为“解构大师”

的形象。

这里所言的青年，泛指“60后”

和“70后”

，即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电影观众。

当年“80后”

还未成电影观众主体，出生晚者尚在看动画片的年龄。

首先，《大话西游》解构了《西游记》，名著居然可以那么改编为电影，这使内地青年另眼相看。

而更令他们心领神会的是，解构了内地长时期以来那种教育青年的絮叨不休的套话，使套话的可笑性显现无遗——内地的“40后”

“50后”

深受其苦，却毕竟都已是熬过来了的人；“60后”

“70后”

则不同，青春期或思想形成期，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度过的，对套话说教的现象越来越难以忍受，叛逆意识强烈，却又极乏表达渠道和机会——《大话西游》于是产生了“黑色幽默”

式的代言效果。

“黑色幽默”

当年对于国人特别是青年已非什么新词，却普遍地被很局限地理解，认为既是讽刺利器，当以匕首投枪来用才算用得好。

《大话西游》告诉人们，“黑色幽默”

的讽刺目的，也可以很“无厘头”

地达到。

港人所谓“无厘头”

，搞怪之意耳。

但对于内地周氏追星族而言，他的搞怪有港人不解之意味。

当唐僧对妖怪言：“所以说做妖就像做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是人妖……”

悟空又被折磨得头疼欲裂。

而半空里的观世音，也难耐地伸下手来，恨不得掐断唐三藏的脖子。

观世音是将对孙悟空进行说教的“时代使命”

大放其心地布置给了唐三藏的，竟也无法忍受，足见唐三藏那一套惯用的说教经，本身很成问题。

《大话西游》从始至终是较为严肃的。

甚至也可以说，一反此前周氏电影的嬉闹风格。

唐三藏师徒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什么路线分歧；对具体事的判断虽有矛盾，但那是完全可以说明白进而化解的——悟空与唐僧之间的经常反目，也每每由于语言沟通几乎无法正常进行，而唐僧对其说教的话语体系自信满满，并无自觉改变一下的想法……

故也可以这样说——自世界上有文学、戏剧、电影以来，居然将某种语言在沟通方面的弊端或曰问题，作为推动情节的重要编创手段之一，《大话西游》可谓运用高妙，揭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隐矛盾现象。

与最能显示台词魅力的中外话剧相比，亦可称道——尽管其对话并无深意可言。

躲避哲理，认认真真严严肃肃地以逆反的表演衬托自以为是的套话的可笑性，于是达到了一举解构之目的——《大话西游》做到了。

然而以上未见得是《大话西游》的既定方针——它的初衷也许只不过是顺带讽刺一下，好玩而已。

对于内地青年们，却是以“知我者星驰”

般的感谢心情来看待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周星驰在内地青年心目中的亲和形象尤其高一些的原因。

后来，除了《功夫》，我再就没看过他的其他电影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喜欢《功夫》超过《大话西游》——以往内地与港台功夫片，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主题像京剧行头一样，是必须“穿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