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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2002年以后中国文艺的基因（第4页）

即使词曲作者同流合污，也难以找得到好歌手唱——近半个世纪，人类对于歌的要求已达成了共识。

歌的“江河”

，继续从人类的心田流淌而过，排除率很高。

凡那词曲低俗的，即使流行了一阵子，不管被名气多么大的歌星唱过，最终还是会被排除在歌的“江河”

之外。

歌在全世界进入了一个自洁的时期，即使愤怒和仇恨，一经注入歌中，表达的字句也是极其节制的。

在这方面，《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以及美国歌曲《巴比伦河》，早已证明过此点了——“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那是多么不共戴天的仇恨啊，却也只不过表达到那个份儿上，比之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的诗句，歌是多么“绅士”

的文艺啊！

而小说和影视，情况与诗有别——某人在创作小说和影视作品时，为了追求印数、票房，也就是金钱利益，每每刻意加入性、暴力、血腥和对人性丑陋的渲染。

所以，小说的“江河”

至今混沌，对于优劣争论不休。

所以，美国电影至今分级，而全世界当代的歌曲，完全不需要那样。

客观而论，某国人民出于对本国领袖发乎真情的拥护和爱戴，以歌表达，原本也是较正常的现象。

于中华民族，积习久矣。

即使放眼世界，例子也不胜枚举。

然而到了近代，此种现象顿少。

近代之所以谓近代，不惟是时间概念，也是一个人的理念进化的概念。

人类身处近代而热衷于将活人崇拜为神，不符合进化规律，也可以说是反进化现象，为近代以来的大多数人类所难理解，无法认同。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歌与乐的功能，有过相当全面的阐述。

影响最广最久的理论，乃实用性的理论。

《礼记·乐记》有言：“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荀子·乐论》亦云：“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

以上理论，强调“为政治的声乐”

。

推而广之，于是成为封建时期皇家认知文艺的不二法则，渐成对一切文艺的不二要求。

作为一种理论，其见并非全然不对。

但一经成为“不二”

宗旨，实际上也就等于阉去了文艺的其他功能，完全将文艺与政治绑架在一起了。

到2004年，歌在总体上已确立了其民间属性。

换一种说法那就是，歌的从属权重新回归于人民了，并且体现出永远的不可让渡性。

2004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首歌是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

我并不清楚这首歌是2002年已在唱着了，两年后才唱红的；或2004年为纪念2002年的一场恋情而唱的？

此前好歌已甚多，恋爱内容的好歌也不少。

刀郎的成名歌使我联想到了另一首同样内容的歌，歌名似乎是《大约在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