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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2002年以后中国文艺的基因02（第14页）

1980年以前的中国人，怎么能想到有一天我们的生活里会没了算盘？忽一日计算器出现了，我们的生活里真的没了算盘，再想见到它的人只有到算盘博物馆去了——一般的博物馆也还是见不到。

而当代中国人已经很少说到“算盘”

二字了。

1990年的时候，一般中国人家安装电话须费多大的周章啊——预交五千元至八千元安装费，期待两三个月，以后不用了也得按月交钱；如今，许多人家都将座机停用了。

我们现在每每能在马路边看到的“黄帽子”

即公用插卡电话亭，是当年政府具体落实“两会”

提案而为人民大众办的一件实事，如今已成以往时代的标志了。

电报局也消亡了——电报呀！

我是用手机很晚的人，曾因要在宾馆房间打长途电话而到总台去询问，服务员视我如外星人。

她说：客房电话只提供内线服务了，外线系统都拆了——因为根本没人用。

我讶然地说：怎么会？！

她也讶然地问：您怎么会是一个还没用手机的人？！

在全世界，芭蕾舞演出已十分稀少；歌剧演出多不到哪儿去。

1980年以前，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团和歌剧团不经中国政府出面邀请是绝不会到中国来演出的；如今中国反而成了他们最想来的国家——恰恰在以欣赏高雅艺术为荣的欧洲诸国，对他们瑰宝级艺术的欣赏热度“退烧”

了，淡漠了。

中国的富人却多了，票价越贵，越是趋之若鹜，一掷千金也要证明自己艺术欣赏品味的高雅。

凡是以唱为主要艺术特征的戏剧，无一例外地被歌的普唱现象从人类的文艺中央位置挤开了。

而凡是以故事为主要艺术特征的戏剧，则被电影和电视剧逼得几无容身之地了。

当留声机产生时，欧洲的许多歌剧演员失业了。

录音机、录音带产生时，欧洲的歌剧团所剩无几了。

近二十年前，帕瓦罗蒂等三大世界男高音曾到中国联袂演出过，成为中国当时最轰动的文艺盛事。

他们擅长的是意大利美声唱法，也都曾是世界一流歌剧院或歌剧团的台柱子——那时意大利歌剧在欧洲已风光减退。

当电影终于成为电影而不再被视为投影杂耍时，欧洲诸国的许多话剧演员失业了。

大众的观看选择一旦改变，神仙都没办法。

在当时的法国，电影公司遍地开花，几个三流编剧、演员再加一个叫导演的人，就可以不分昼夜地拍电影——最长的电影《悲惨世界》《三个火枪手》什么的三四十个小时，得买联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接着看。

直到美国生产出了更先进的摄影机，电影的风头才转移到了美国。

那时，优秀的话剧演员只有三个选择——充当电影演员（由于形象要求第一而非歌唱水平第一，他们只能演戏份不多的配角）、吃老本度日或改行忘了自己曾是话剧演员。

大约在1990年初，我所在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内容与京剧有关的电影——成长在京剧世家的少年，自己也是京剧团着力培养的小演员，但他厌倦了，因为练功甚苦。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话，对于杂技演员最贴切，其次便是京剧演员，演武生、武花脸的演员体会最深。

不但唱功要出类拔萃，武功也要过硬，谈何容易。

致使少年厌倦的不仅是苦，更有收入差距的考虑。

差距当然是比出来的，也当然是艺与艺的比。

斯时正是流行歌手异军突起，集体占据中国文艺中心的时代。

一大批男女青年歌手成名快、收入多，无论出现在哪里都能引起轰动，每每有“天下谁人不识君”

的意味，其他一切从艺人士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一比，差距巨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