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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八（第5页）

如果平时不做培养，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像美玉未曾雕琢，便要求其富有纹理，怎么可能呢？因而要任用贤才，首先得培养贤才。

三代时，中央设有太学以教化天下，地方设有庠序以教化地方。

然而庠序的教化，只能教化某一个地方，接受教化的人不多。

如果要说培养人才最多的，那就算是太学了。

这是因为太学聚集了天下的贤才前来接受教化，是贤能的人进入仕途的门路。

如果在太学能对他们加以培养，时常考试询问他们，以使他们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培养他们的德行，则才德兼备的人才可以得到了。

以天下的贤才，治理天下的事，则三代的太平盛世可以达到了；像尧、舜等圣王那样的名声，也可以得到了。”

这是董仲舒的第二策，劝武帝先推行教化，再施行刑罚，设立太学以培养人才，可算是治理天下的要务了。

至于“遵信自己所听见的、力行自己所知道的”

两句，尤为重要。

这是因为天下事，懂得它并不难，难在于去施行。

武帝追慕成、周时期的盛世，而所推行的却是秦朝治国方略的余孽，以这样的方法治理国家而打算和三代圣王比肩，未免南辕北辙了！

【原文】“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损益也。

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张居正讲评：董仲舒回答了武帝第二个问题后，武帝又出一题问他说：“三王所推行的教化，各有不同，莫非道理有什么不同吗？”

董仲舒回答说：“这道理是从古至今一脉相传的，就算传至万世都成，哪儿来的什么弊病？有弊病是因为后人肆意妄行，失去了这个道理。

就像夏禹建国之初，崇尚忠厚，到后来风俗逐渐变得骄横了，因而殷汤取代夏以后，不得不改崇尚敬畏。

崇尚敬畏久了，又变得太质朴了，因而周代商后，不得不改崇尚礼文。

是以文救敬之弊，以敬救忠之弊，矫正偏斜使之归于正，事理理当如此。

至于其中所蕴含的道理，怎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因为这个道理是一切的根源，出自于天，自然而然。

天至今不变，则这个道理也不会变，自古以来的圣王只不过是顺应这个道理而推行罢了。

因而，禹承继舜，舜承继尧，这三个圣人，以圣继圣，递相传授，都谨守这个道理，没有弊病。

既然没有弊病，怎么会需要矫正呢？所以尧、舜、禹之间，没有听说有什么改革更化的事，正是因为他们所遵循的道理是一样的。

如此看来，圣人上承太平盛世，则沿用上代的治国方法，不做改革，像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就是这个道理。

上承乱世，则需要变革治国方法，就像周继承殷，殷继承夏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汉朝继秦朝的大乱，周朝所崇尚的礼文，早就湮没无闻了。

现在，正是改变周朝的礼文，崇尚夏朝的忠厚，以救邪归正的时候了，然后可以教化天下，更易风俗。

这是上承乱世，不得不这样。

在世道变乱的时候趋向礼文，就像江河之水从高处流到低处一样。

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感叹当时过于崇尚礼文，而打算改变，现在又怎么能不改变呢？”

董仲舒的话真是革除社会弊端的至理名言，不但在当时，就是在后来也是适用的。

自汉朝建立以来，虚文日盛，实际与政策逐渐脱节，负责教化天下的人，应当深思董仲舒的话。

【原文】“《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③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